朱元璋對於防止饑荒很重視。
朱元璋當然知道一點。
那就是不給農民活路。
那是沒有好下場的。
身死國滅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朱元璋自己就是因為沒地方吃飯，所以才不得不起兵造反。
據明朝所修的《元史》所載在元王朝不足百年的歷史中，光是各種大小自然災害就有513次。
尤其是元朝末年，各地大面積持續的嚴重饑荒與地方政府救助失序，使得民怨與民亂無窮止境，最終顛覆了蒙元統治。
至正五年，身處大都的蒙元統治者對於各地因嚴重災荒所造成民心崩潰危機局面，已是無能為力，他們深知「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
有著乞討經歷的朱元璋，可以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都更要關心底層百姓的吃飯問題。
朱元璋可是想國家萬世延續下去的。
自然非常重視。
朱元璋繼位後就特別關注荒政，其後的數代明帝許是有著類似感受與認知。
同樣注重荒政問題，所以明初時期，荒政問題相對於整個明朝歷史並沒有太大突出，解決得較好。
朱元璋經歷過災荒的這種痛苦，也十分了解百姓在災荒中最需要什麼，對於地方官員的行為也是嗤之以鼻，朱元璋在救荒思想中有著高度務實的精神。
措施一是大力建立備用糧倉，在每個村建立一個糧倉，平常不得使用，等到有饑荒的時候，拿出來用。
李佑也學起來，只不過為了避免明朝額度弊端，改為政府出資，從徵收的糧食里直接播出一份存著。
而不是學明朝一樣，每年從村民里徵收，而等到要用的時候，卻要收百姓的利益。
割百姓的韭菜。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又會變成盤剝百姓的惡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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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是移民政策。
朱元璋把移民屯田開墾荒地作為恢復經濟的主要手段，大力推行。
這項措施，其實早在朱元璋稱吳王的元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的時候，他看見臨淮一帶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當時剛好他打敗了張士誠。
本身也有著削弱張士誠蘇州統治中心勢力的政治需要，於是就嘗試著實行「徙蘇州富民實濠州」的政策了。
李佑也這麼做。
不過是把人多的地方遷徙到人少的地區。
把山地的百姓，遷到地勢和緩一些的地區。
還給予開拓荒田獎勵的政策。
規定郡縣荒蕪田地，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給十五畝，並給地二畝種蔬菜，有餘力的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然後為了保護這些土地的使用權，李佑再次推出政策。
充分肯定了先墾者的利益，明確了產權，消除了墾荒者的顧慮。
最後仿造朱元璋，建立起一系列維護百姓民生的政策，社會福利系統。
第一點就是比如養老政策。
明朝重視以孝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對養老問題也比較重視。
朱元璋深知養老不易，他自己的父母就是沒有逃過饑荒的侵襲，餓死在街頭，朱元璋當時甚至無法好好安葬他的父母，這也是朱元璋內心的遺憾。
為了能讓子女安心侍奉老人，朱元璋下令，凡是家中有七十歲以上老者的，家庭中可以有一人免於雜役，安心侍奉老者。為了對敬愛老人的子女進行表彰，明政府還會時不時地發放衣物以示獎勵。
針對沒有子女的老人，朱元璋設立了養濟院，凡是沒有子女無法照顧自己的老人都可以進入養濟院居住。
李佑照單全收。
經過這樣的組合拳，這次饑荒算是被壓下去了。
但是這次饑荒被壓下去之後。
內政又出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以後到底是使用法家還是儒家的問題。
最近廣州出現了大問題。
李佑任命的都督陳佳是一個法家的愛好者。
由於嶺南地處偏遠，現在是著名的流放地，而不是以後的發達地區。
所以這裡的人普通沒有文化，素質低下，有分離傾向，民風彪悍。
區域內的少數民族也多，所以局面複雜。
所以陳佳決定嚴刑峻法，再利用一派打另一派來分化地方勢力。
挑撥官民之間的感情，鼓勵相互告訐，所以百姓之間有很多怨仇。
陳佳為了絕對的控制，在原有的法律基礎之上，加大力度。
採取絕對的法治。
於是整個嶺南的百姓，上到官員下到貧民，人人有官司，家家有仇人。
所有人都習慣了用打官司來解決問題。
互相舉報，升堂打官司。
牽扯了無數精力。
裹挾著嶺南整個官僚系統舉步維艱。
無數的百姓開始鑽研律條不是為了犯罪，而是鑽律條的空子，給自己撈好處。
用李佑的話說，這就是在犯罪邊緣不斷試探。
李佑也是在奏摺里看到的，主要是太誇張了，處十年以上牢獄的其他地方加起來不過一萬多人。
可是廣州一地就有三萬多。
絞以上的也是其他地區加起來的幾倍。
李佑感到頭大，命令偵捕衛調查後，李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不由嘆了口氣。
法家被統治者拋棄，那是有原因的。
法家可不等於法治。
法家的核心其實更接近於馬基雅維利那一套，強調君主的權力集中和令行禁止。
法家利用人性趨利避害的特性來建立秩序，主張君主應當運用苛刑峻法和重賞來御臣治民。
法家不指望人們愛戴和忠誠，它認為人們畏懼、服從就夠了。這正合於馬基雅維利所說：「令人畏懼，強於受人愛戴。」
在他們看來，治理國家不在於使臣民愛戴，而在於使臣民害怕、不敢反對，想反對也無法反對。
他們能夠壟斷資源，能夠摧毀民間組織，能夠利用人性的弱點，玩弄厚黑的權術。
能夠透過威脅利誘、挑動互斗、借力打力、分化瓦解等手段，消滅潛在的反對者。
這樣就可以在連老婆孩子都不信任的情況下，維護統治，這才叫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它同時反對其他各家學說，甚至反對知識文化，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認為百姓變成文盲化最好。
法家的吏治，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順天應民行仁政，而是確保大權在我。
法家所立的法，很容易讓人將之與法治混淆。
區別在於，法治考慮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法家考慮的君主集團的利益。
是以少數人的利益而治多數人的法。
黃宗羲評論說，是讓天下人不得自私自利，以我的私家利益作為全天下為之服務的公事。「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
也正是因為誰都不信，唯權是圖，所以要設定無盡的相互防範、監督、揭發、互斗措施，人間的關係因此變得緊張險惡，道德人心難免敗壞。
儘管李佑需要法家來進行賞罰，然而全是重刑。
對於百姓的壓迫太深了，不利於統治安穩。
於是李佑在百官中徵求意見。
最終李佑在其中看到了一位名叫楊日晟的七品芝麻官的建議。
提出要用輕徭薄役，教化民眾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李佑點點頭，覺得這方法可行，大手一揮。
便免除了陳佳的官位。
提拔了楊日晟為廣州別駕，權知都督。
之所以沒有直接任命為都督，只是因為級別不夠。
所以當別駕，來行都督的事情也行。
楊日晟得到任命，李佑還親自接見了一番。
等到出了皇宮。
他開心極了，終於感到自己的願望要實現了。
撥亂反正，還世道朗朗干坤的時刻來臨了。
他主政一方了。
楊日晟沒在京師待多久，第三日便出發。
七月中旬，便到達了目的地。
一交接。
楊日晟就發現許多人都處於可抓不可抓的地步。
就是很多是可大可小，有些事不上稱沒有四兩，上了稱那就一千斤打不住。
楊日晟一向是反對這樣的。
他覺得完全是暴政。
特別是對於商鞅變法更是嗤之以鼻。
商鞅變法所制定的法令中有很多殘酷的刑罰。
光是肉刑就有好幾種，且刑多少賞。老百姓動輒得咎，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刑律，不是挖眼割鼻，就是斷手斷腳，老百姓飽受身體、心理的摧殘。
而連坐法，加深了百姓恐懼，割裂了族群，控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
使老百姓的所有行為都規範在法律條文裡，抑制了老百姓的創造力。
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商鞅。
老百姓怎麼能不怨恨他呢？
這也是商鞅被車裂後為什麼百姓拍手稱快的原因。
對百姓來說，法家人實行的變法，雖然給了百姓很多的翻身改變命運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為管理人民而制定了許多嚴酷的刑法。
這些刑法，自然也是加重了對百姓的壓迫，時間一長，百姓自然會產生怨氣，這些怨氣直指統治階層，統治者們為了平息民憤自然會把他們拉出來當擋箭牌。
所以法家思想根本是害人又害己的玩意兒。
首先強烈要求懲罰陳佳。
另外請求皇帝按照規定，釋放了七成的罪犯。
李佑自無不可。
陳佳確實需要降級使用，也覺得人確實抓太多了。
於是一一準了。
這些人一被釋放，自然對楊日晟有感激之情。
也讓楊日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接著楊日晟決定實行他從小學習的儒家的教化來處理管轄地的事情。
報告打到李佑那裡。
李佑不置可否。
他是很懷疑的，因為用儒家教化去解決社會風氣基本沒效果。
做的好的，也不過是小修小補，原來怎麼樣，現在還是怎麼樣。
做的壞的，一年不如一年，自己還一邊痛苦一邊撈錢。
李佑還是比較相信性惡論。
不過現在都已經這樣了，再壞能壞到哪裡去了？
不如就讓楊日晟放手去做。
反正就這樣了。
於是給楊日晟寫了密揭，讓他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楊日晟得到皇帝的支援。
也不再猶豫，他本來就不是個書呆子，還是有著靈活的行事作風。
還有著撥亂反正的理想。
想要做出一定的功績。
所以他開始操作了。
第一步，他讓所有的官員全都要穿著儒家在大刑禮儀的衣服。
拿著儒家在祭祀時才使用的禮器。
然後到百姓家裡去。
開始為百姓的事業做出貢獻。
比如哪家結婚了，這些官員就去主持婚禮。
用儒家那些繁瑣無比的儀式去製作婚禮。
搞得儀式感爆棚。
百姓受寵若驚。
太有面子了。
誰家有老人去世了，這些官員就去主持葬禮，也用儒家繁瑣的儀式和流程。
弄得表面更嚴肅和感動。
楊日晟用這樣一李佑招的方法，就把儒家的繁瑣的學問給融入到百姓的腦海里去。
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被這種儀式所影響。
百姓的婚喪嫁娶都被楊日晟所承包了。
這樣一來，這些活動更加熱鬧，鄰居之間為了巴結官員，紛紛到處參加婚禮。
鄰里之間，見得多了，接觸起來。
抬頭不見低頭見。
關係就好起來了，至少表面上都有一點香火情。
以前那種互相舉報，動不動就上堂的熟人們。
就成了互相幫助一起操辦婚喪喜慶的朋友。
之前經常打架分家的親戚就成了在葬禮上一起抱著哭的親人。
感情有了，溫度有了。
很多小摩擦，許多不必要衝突便消失了。
就用了這樣一招。
楊日晟完成了案件減少。
畢竟人類是群居動物。
再小心眼去告一些小狀。
就顯得太小氣了。
經過楊日晟的操作，終於擺脫了案件最多的地方。
這樣的成功讓李佑也大撥出乎意外，給楊日晟把都督從權知換成了正式的。
不過很多人建議李佑在全國推行，卻被李佑否決了。
過猶不及。
儒家學說推行起來暫時不適合。
李佑還是習慣於儒法一體。
之所以在廣州使用楊日晟這樣的儒家學派的人。
是因為法家太強了。
這是不行的。
同理，有些地方太過於寬鬆，再加上更加寬鬆的法律，那必定會出大問題。
各地有各地的民情。
要有選擇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