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飛的報到處設在一棟舊辦公樓的一層，走廊里掛著的指示牌：新入職人員報到，左轉第三間。
舒揚拖著行李箱找到那兒的時候，隊伍已經排到了樓門口。
三月的天，蓉都還陰著，隊伍里全是年輕人，拖著箱子，背著包，南腔北調。前頭一個男生正跟人抱怨，說他從哈爾濱過來，火車坐了四十個小時。
隊伍挪得很慢。報到要驗畢業證、學位證、報到證，要填表，要照相，要領軍牌——這不是軍人的軍牌，是進廠的通行證，掛脖子上。
她四下看了看，隊伍前後的人都聽得入神。一個拖著倆箱子的男生忘了挪步，被後頭的人推了一把才醒過神來。
輪到舒揚把箱子往台階上拎的時候，箱子卡在了台階沿上。她正使勁，身後伸過來一隻手，幫她託了一把。
「我幫你抬上去。」
是個男生，個頭不高，白襯衫，袖口挽得整整齊齊。他把她的箱子拎上台階，放穩，笑笑：「排隊排了一個鐘頭，總算能為人民服務一回。」
「謝謝。」
「客氣啥。」他指指前頭，「你是哪個學校的？」
「中國航空航天大學。」
「喲，」他眼睛亮了一下，「我也是。」
男生叫羅敬亭，比她高一屆的師兄，去年夏天就來過一段，家裡有事休息了一年，今年重新分配。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鬆，像在說別人的事。舒揚注意到他的手指，指節乾淨，虎口有一層薄繭——那是寫字磨出來的繭，她父親手上也有。
她父親那雙手，粉筆灰嵌在指紋里，一年四季洗不淨。眼前的手不一樣，乾乾淨淨，可那層繭的位置，一模一樣。寫字的人，手比嘴先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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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誤一年，虧不虧？」她問。
「虧啥。」羅敬亭說，「晚來一年，早來一年，到了都是新人。我媽說了，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搶出來的快，都要還回去的。」
排到填表的時候，那張登記表傳到他手裡，他坐下來，從兜里摸出自己的鋼筆，一筆一畫地填。
旁邊收表的辦事員瞟了一眼他的字，湊過來看。後面的人也探過頭來。
那一手字，是真的好。楷書打底，行書帶鋒，格子不大，他寫得疏朗勻淨，像印上去的，又比印的活。辦事員把那張表拿起來，對著光看了一看，說：「我在這兒收了這麼多表，頭一回捨不得往檔案袋裡塞。」
周圍人都笑。羅敬亭有點不好意思，把鋼筆帽扣上，說了句：
「我寫字好看吧？我媽說，字正的人，路就正。」
「那你媽說得對。」辦事員把表撫平，「字好，人先站住一半。」
「另一半呢？」有人問。
辦事員把表碼進那一摞里，拍了拍：「另一半，在這院裡慢慢站。這個院子，站不住的人，一天也混不下去；站得住的，一來就是一輩子。」
辦完手續已是中午。宿舍在廠區後頭的大院裡，羅敬亭順路，又幫她拎了一程箱子。路上他話不多，指著路邊的樓給她認：那是設計樓，那是檔案館，檔案館邊上那扇小門，進去就是食堂。
「食堂的陳嬢嬢，」他說，「你處好了，頓頓有肉。」
「你怎麼知道？」
「我頭一年來的時候，先打聽的就是食堂。」他笑笑，「出門在外，吃飯的地方，就是半個家。」
「另外半個呢？」
「睡覺的地方。」羅敬亭一本正經，「所以我媽給我寄了三床褥子。三床，郵費比這褥子貴。我說媽你用不著，她說，蓉都濕。」
路過設計樓，他指給她看樓前那塊大黑板報，版面排得整整齊齊：歡迎新職工。
「誰寫的？字真好。」
羅敬亭看了一眼，搖搖頭，「這字骨架散了。改天我跟他們說，我來。」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一點顯擺的意思，就像在說「改天我幫你拎箱子」。
走到宿舍樓下，他把箱子還給她，擺擺手走了。走出去幾步，又折回來，從兜里掏出一把鑰匙遞給她：「你房門的。剛才領鑰匙的時候你落下了，我替你拿了。」
舒揚接過來，道了謝。
宿舍在三樓，兩人間，同屋的還沒來。兩張床，兩張桌，牆皮有些舊，但掃得很乾淨。窗台上空空的，她把從北京帶來的阿福放了上去。
她在阿福旁邊坐了一會兒。從北京到蓉都，一千八百里，這盆東西跟著她搬了第四回家。宿舍，實驗室，宿舍，再到這兒。別人搬家先安床，她搬家先安它——它上了窗台，這地方才算是她的。
她打開行李箱，一樣一樣歸置。父親那頁物理筆記，夾在床頭的書里；陸教授送的鋼筆，放進抽屜最裡層；母親的毛線襪，疊好，壓在枕頭底下。
歸置行李的時候，她在箱底摸到那頁物理筆記的複印件。父親要是曉得他抄錯的那個希臘字母被她這麼供著，多半又要背過身去。
樓下有人在喊誰的名字，拖得長長的尾音，是益州這邊人說話的調子。她推開窗往下看，沒看見人，只看見大院門口那棵黃葛樹，樹根把一圈地磚頂得翹起來，一個收廢品的老頭坐在樹根上，就著保溫杯里的熱茶，啃一個鍋盔。
來蓉都的第一天，她記下的不是廠，是這些。
晚上同屋的到了，齊大玲，學材料的，進門第一句話是：「妹子，這兒冷不冷？」第二句是：「聽說咱這批，有個寫字特別好的？」
舒揚想了想白天那張被舉起來對著光看的登記表，說：「嗯，姓羅。」
「字正的人，路就正。」齊大玲學著不知道誰的口氣，自己先笑了。
齊大玲，人跟她名字反著來，秀秀氣氣，說話卻敞亮。她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先繞著屋子轉了一圈，捏捏牆皮，晃晃床腿，最後得出結論：「這樓，比我們縣招待所強。」
「你們縣招待所什麼樣？」
「掉牆皮。」齊大玲說，「這個，也掉。但是掉得乾淨。」
兩個人都笑了。笑完，齊大玲從包里掏出一塑膠袋蘋果，塞給她兩個：「煙臺的，脆。」
舒揚接過來，咬了一口，是真脆，甜裡帶著一點酸。她忽然覺得，這日子跟北京也沒什麼兩樣：一個新室友，兩個蘋果，一盆窗台上的多肉。人走到哪兒，日子就在哪兒重新開始。
那天夜裡，舒揚給家裡打電話。母親說，包裹已經寄了，筍乾，還有別的。父親接過電話，就問了一句：「分到哪個室了？」
「明天才分。」
「嗯。分到哪兒，就從哪兒學起。」
「爸，」她問，「你覺得我會分到哪兒？」
電話那頭想了想，說：「你小時候做手工，膠水沒幹就急著粘下一步，粘一個壞一個。你媽說你手笨，我說不是手笨，是心急。」父親說，「分到哪兒都好。就是把那個急，壓一壓。」
掛了電話，她躺在陌生的床上，聽著窗外遠遠近近的動靜。大院裡有人家在炒菜，辣椒下鍋的那一聲爆響，隔了三棟樓都聽得見，緊跟著就是一股熗香，順著窗縫鑽進來。
她咳嗽了一聲，又忍不住笑了一下。
睡前，她把檯燈關了，黑暗裡忽然想起白天黑板報前羅敬亭那句話：骨架散了，改天我來。一個敢把「我來」說出口的人，要麼有真本事，要麼缺心眼。她想起他那雙虎口有繭的手，覺得多半是前者。
蓉都。從今天起，是過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