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鶴年是怎麼知道羅母病情的，羅敬亭一直沒能完全想明白。
後來復盤的時候，他覺得大概是這樣：昆明那家醫院，腎內科的走廊里，有一個穿夾克的中年人，拎著果籃，來看一位「老朋友的主治大夫」。大夫隨口提起，最近收了個病人，兒子是蓉飛的技術骨幹，字寫得極好，人也可憐。中年人聽著，嗯了一聲，沒接話。
沒有接話，才是高手。問一句，就露了痕跡；不問，信息就自己長腿，走進了他耳朵里。
還有一種可能，不敢讓人深想：那張請柬寄出去的時候，回執里附著一份「學者信息登記表」——研究方向、項目名稱、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家庭成員那一欄，他填了：母，務農。
健康狀況那一欄，他猶豫過，最後寫的是：一般。
一般。他寫這個詞的時候，母親剛確診。他不想寫「尿毒症」三個字，寫了，像把母親釘在紙上；可不寫真話，又覺得對不住那兩千塊錢的資料補助。一個「一般」，是他能給自己交代的全部。
現在回頭看，就是這個「一般」，把方鶴年引來了。人家要的從來不是他的項目，是他表格里那些欲言又止的空隙。
一個星期後，羅敬亭接到了方鶴年的電話。
電話里，方鶴年的聲音還是珠海那個溫度：「小羅啊，冒昧。聽一位醫生朋友說，你母親在昆明住院？」
羅敬亭握著手機，心裡咯噔了一下。
「方總怎麼——」
「你別多心。」方鶴年笑了一聲，「我這個行當，朋友多，耳朵就雜。本來不該打這個電話，可是我聽說，腎內科的床位緊，老人家排透析，排到了下個月？」
「……是。」
「這樣，省人醫的沈主任，跟我有些交情。腎內科這一攤，他是益州的頭一把刀。我打個電話，請他看一眼片子，不算違規——會診嘛，醫院自己的規矩。」
「方總，這不合適——」
「小羅，」方鶴年打斷他，聲音顯出了長輩的分量，「我比你大二十歲，聽我一句。規矩要守，可母親的病不等人。會診是正常醫療途徑，大夫看片子，天經地義。你要連這個都推，那不是守規矩，是迂腐。」
羅敬亭握著手機，半天沒說出話。
不合適三個字，在舌尖上沒說出來。他想起母親排在下個月的透析單，想起收費窗口的長隊，想起老太太那句「白面的錢，最難還」——那句話是打完這個電話之後母親才說的，可這些天來，這句話在他心裡其實已經說了很多遍了。
「那就，」他聽見自己說，「麻煩方總了。」
電話掛了。第二天，沈主任真的看了片子，調整了透析方案，還親自過問了床位。又過兩天，母親轉進了益州省人醫，透析排上了當周。
住院押金交進去的時候，收費處說：有人已經替你們預交了兩萬。
羅敬亭站在收費窗口，手裡捏著那張預交單，單子上沒有名字，只有一行列印的小字：遠翔航空諮詢（代）。
窗口後頭的收費員看他站著不動，問：「先生，還辦嗎？後頭還有人排隊。」
「辦。」他把自己的卡遞過去，「預交的錢，麻煩幫我查一下，能不能退。」
收費員敲了一陣鍵盤：「退不了。代繳的要原路退，得繳款人自己來辦。」
他站在窗口，身後排隊的人開始不耐煩地咳嗽。他讓到一邊，看著大廳里來來往往的人，捏著那張單子，單子的邊角被他捏出了汗。
他在窗口站了很久，然後掏出手機，撥了方鶴年的號碼。
「方總，這個錢——」
「小錢。小羅，你聽我說。首先，這是借款，不是送的，你手頭寬裕了再還，我不催；再說了，救急不救窮，我懂規矩，你母親的病是急，你這個人不窮——你有手藝，有前程，兩萬塊，拴不住你；另外嘛——」
「羅工這樣的人品，我信得過。就當朋友之間，搭把手。」
羅敬亭握著電話，站在省人醫人來人往的大廳里。
來來往往的人推著病床，提著吊瓶，抱著片子。誰的日子都不輕，誰的難處都有人幫——可他的難處，遞過來幫手的，偏偏是這雙手。
他想起母親的檢查報告，想起三十萬那座山，想起收費窗口那兩萬塊壓下去的分量。然後，他聽見自己說：
「謝謝方總。這個錢，我一定還。」
「哎，這就對了。」方鶴年的聲音重新暖和起來，「年輕人，腰杆要直，腰杆直的人，才敢欠人情。欠了，才還得起。」
那天晚上，羅敬亭在母親的新病房裡陪床。老太太精神好了些，問他：「敬亭，轉院這個事，是你單位的領導幫的忙？」
「一個朋友。」羅敬亭給母親掖了掖被角，「媽，你別管。」
「啥子朋友，這麼大的面子？」
「做生意的。」他說，「人很好。」
他替母親關燈的手停了一下。
「媽，這是借的。打了借條的。」
「借的也是要還的。」母親的聲音在枕頭上，「敬亭，媽這條命，往後就是拿人家的錢續的。媽躺在這兒，一天想三遍：這個錢，我娃兒拿啥子還？」
「拿工資還。」他說，「拿年終獎還。媽，你兒子是技術骨幹，還得起。」
母親沒再說話。過了很久，黑暗裡傳來一句：
「敬亭，媽寧可你走的慢一點。莫走捷徑。捷徑的盡頭，都是帳。」
「睡吧，媽。」
病房暗下來。走廊的燈從門上的玻璃透進來一線，落在他的腳邊。他坐在陪護椅上，看著母親沉沉睡去，拿出手機，把「方鶴年」三個字，從通訊錄里翻出來，又放回去。
信得過。
他這輩子，頭一回被人用這三個字，說得這麼重。
第二天他把這兩萬塊的事，在肚子裡翻來覆去地過。他想，等下個月發了工資，先還三千。再下個月，再還三千。他把這個計劃寫在筆記本的最後一頁，字寫得一筆一畫，像是在寫一份保證書。
寫完，他在那頁紙的天頭，添了一行小字：人情帳，利息比錢貴。
這句話是他自己想的。寫下的時候，他還不知道，這句他自己寫下的話，往後會用另一種方式，應驗給他看。
這些事情的經過，舒揚是一點一點後來才知道的。彼時的她，正埋在總裝車間和三百頁校對文件里，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她不知道，五月下旬的錦江賓館，那場「青年航空學者論壇」如期舉辦了。五張請柬，去了兩個人，羅敬亭不在其中——母親的病拴住了他。但也沒有人知道，就在論壇舉辦的同一個周末，方鶴年推掉了所有安排，在省人醫旁邊的茶樓里，陪一位「醫生朋友」喝了三天茶。
茶樓的窗戶，正對著住院部的大門。
茶樓的服務員後來跟人說，那位姓方的客人，三天裡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不急，急什麼，交朋友又不是做買賣。
有些網，收線的時候，是聽不見聲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