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 評審團的工作
五月二十二日，坎城的陽光依舊燦爛。評審團成員們沿著那條熟悉的走廊，魚貫進入放映廳。這是他們集中觀影的第七天，每個人的筆記本上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筆記。
上午放映的是以色列動畫電影《和巴什爾跳華爾滋》，導演阿里·福爾曼。這部電影吳憂前世看過，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細節已經模糊。他只記得這是一部關於戰爭和記憶的電影，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探討了人性中最黑暗的角落。當銀幕亮起，黃黑色的畫面在眼前展開時，他立刻被那種獨特的視覺語言吸引了。
動畫的形式，乍看之下似乎削弱了暴力的直接衝擊，沒有真實的血，沒有真實的屍體，沒有真實的廢墟。但恰恰相反，那些被畫筆勾勒出的殺戮場景，因為距離感而變得更加壓抑。真實可以逃避，但象徵無法逃避。當你看到的不是一個人的屍體，而是一個被畫出來的輪廓，你的大腦會自動補全那些缺失的細節，而大腦補全的東西，往往比眼睛看到的更加殘酷。
影片聚焦的是1982年黎巴嫩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以色列軍隊暗地掩護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在薩卜拉—夏蒂拉難民營屠殺了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絕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人。導演阿里·福爾曼本人曾是以色列士兵，親歷了那場戰爭。電影中他的記憶支離破碎，像是被什麼東西刻意掩埋了。整部電影就是他試圖挖掘那些記憶的過程，通過採訪戰友、記者、軍官，通過夢境和幻覺的拼貼，一步一步地逼近那個他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吳憂看得很安靜。他的坐姿幾乎沒有變化，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眼睛盯著銀幕，偶爾眨一下。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那些被動畫還原的場景：女人抱著孩子倒在牆角，老人被推下樓梯，屍體堆疊在狹窄的巷弄里，推土機鏟過廢墟，下面是層層疊疊的殘骸。每一幀都像一根針，扎在觀眾的心上。他想起了一些他不願意想起的事情，那些他在南京史料中看到過的照片，那些他在貝爾格勒街頭親眼見到過的彈孔，那些他在橫店拍攝戰爭場面時在監視器後面反覆審視的「死亡」。
影片的結尾，動畫突然切換到真實的新聞影像。那是1982年難民營屠殺後的現場錄像，畫質粗糙，色調灰暗，鏡頭在屍體間緩緩移動。一個女人跪在地上，抱著一個已經僵硬的嬰兒，她的嘴巴張著，但沒有聲音。是錄像本來就沒有聲音，還是聲音已經被那個畫面吞沒了？吳憂不知道。他只知道，那一刻，放映廳里安靜得像一座墳墓。沒有人咳嗽，沒有人翻筆記本，沒有人調整坐姿。所有人都在看著那個畫面，所有人都被那個畫面釘在了椅子上。
電影結束後，燈光慢慢亮起來。放映廳里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說話。憂轉過頭，看了一眼評審團的成員們。娜塔莉·波特曼坐在他右邊，表情僵硬，嘴唇抿成一條線，眼睛盯著前面的座椅靠背，不知道在想什麼。瑪嘉·莎塔琵坐在長桌的另一端，雙手攥著筆記本的邊緣，指節發白。
娜塔莉·波特曼是以色列籍，同時擁有北美籍。她出生在耶路撒冷，三歲隨家人移民北美，但她一直對自己的猶太身份有著強烈的情感認同。她演過《偷書賊》，演過《猶太女人》，演過《愛與黑暗的故事》，那些角色或多或少都與猶太人的苦難和身份認同有關。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大屠殺」這個詞不是抽象的歷史概念，是家族記憶，是祖母口中的故事，是她身份認同的基石。她從小就被告知，猶太人是受害者，是弱者，是不被世界善待的民族。這個敘事，她相信了二十多年。
而今天，一部由猶太人導演拍攝的電影告訴她：猶太人的軍隊，在三十年前，也做過同樣的事。不是受害者，是加害者；不是弱者，是強者：不是被屠殺的人，是屠殺別人的人。
她沉默了。
集合討論時，瑪嘉·莎塔琵第一個開口了。她是個伊朗人，同時擁有法國國籍。她本身就是一位優秀的動畫電影導演，也是一位漫畫家。她出生在德黑蘭，親身經歷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親歷了隨後的兩伊戰爭。炮彈從頭頂飛過的聲音，街道上橫七豎八的屍體，防空警報的長鳴，學校里突然消失的同學。這些不是歷史資料，是她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她見過平民被屠殺，見過母親抱著死去孩子哭喊，見過廢墟下伸出的那隻再也抓不住任何東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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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必須被記住的電影。阿里·福爾曼用動畫還原了戰爭的殘酷，不是因為真實畫面不夠震撼，是因為真實畫面會讓觀眾本能地轉過頭去。他不想讓觀眾轉過頭去。他要他們看著，即使那是畫出來的，也要看著。這種表達方式是革命性的。」
她說了很多，從敘事結構到視覺語言，從夢境的處理到回憶的真實性，每一點都分析得透徹而有力。她為這部電影搖旗吶喊，不是因為她是伊朗人所以反對以色列，而是因為她見過戰爭，她知道戰爭的真相不應該是任何一方的政治宣傳，而是那些死去的人，那些破碎的家，那些再也無法癒合的傷口。
塞爾吉奧·卡斯特里託附和了幾句，拉希德·布沙里布也點頭表示贊同。但其他人，沉默。
娜塔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沒有看任何人。她的筆記本翻開著，但筆放在旁邊，沒有寫過任何一個字。她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著，無意識的，時快時慢，像是在彈一首她自己也不熟悉的曲子。
吳憂注意到了。他注意到她拒絕發表任何看法，不是因為她無話可說，是因為她有太多話想說但不能說。一部電影讓她看到了她不原意看到的東西，她需要時間消化。
吳憂沒有逼她。他舉起手，做了一個停止的手勢。「今天的討論先到這裡。所有的討論都只是前菜，明天和後天才是真正的大餐。大家先休息，把想法沉澱一下。有些感受，是需要時間才能說清楚的。」
會議室里安靜了片刻，然後椅子挪動的聲音此起彼伏。有人站起來伸懶腰，有人收拾桌上的文件，有人低頭看手機。娜塔莉第一個走出了會議室，她的高跟鞋在走廊里發出清脆而急促的聲響，像是一種逃離。
吳憂沒有急著走。他坐在原位，端起咖啡，小口地喝著。他看著白板上那些沒有被擦掉的討論要點，瑪嘉寫下的「記憶與遺忘」，塞爾吉奧寫下的「動畫與真實」，還有一行被劃掉又重寫的、看不清的字跡。那些詞句像是碎片，拼湊出一幅不完整的圖。他放下咖啡杯，拿起筆，在白板的角落寫了一個詞—「勇氣」。然後他也離開了。
下午，評審團繼續看電影。接下來要放的是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吳憂打起了精神。前世他也沒看過這部電影，這一世他要仔細看看。老賈是他師兄，雖然不是一個系的，但北電那層關係在，能幫的時候他不會不幫。但凡這部電影能過得去，他也想給老賈分個獎。
但電影開始後不久，他心裡的那點亮光就一點一點地暗了下去。
《二十四城記》講的是一個老國營工廠的拆遷與變遷，通過幾位不同年代的人物訪談，串聯起半個世紀的時代記憶。題材很好，切入點很好，野心也很大。但吳憂看著看著，總覺得哪裡不對勁。構圖很講究，光影很細膩，但組合在一起，節奏就出了問題。訪談式的敘事結構讓電影失去了戲劇張力，人物的口述像是從報紙上摘下來的採訪稿。整部電影像是一篇配了影像的散文，但散文中的人物沒有血肉，只有符號。
最讓吳憂在意的，是陳沖的表演。他不太明白賈樟柯為什麼要用陳沖。不是陳沖不好，是她不適合。她的表演方式是精緻克制帶著一種國際化的疏離感。她坐在那裡，表情到位，眼神到位，台詞到位。但那種「到位」恰恰是問題所在。她的表演只為自己，像是從另一部電影裡剪下來貼過來的，與周圍的環境、周圍的演員、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與她對戲的趙濤，雖然演技不如陳沖純熟，但那種質樸感，反而更有力量。兩個人同框時，割裂感尤為明顯。一個在紀錄片裡，一個在文藝片裡，頻道對不上。
吳憂靠在椅背上，手指在大腿上輕輕敲著。他不想表態。電影放完之後，其他評審團成員的討論也不是非常熱烈。塞爾吉奧·卡斯特里托覺得這部電影很不錯，說它「用一種詩意的方式記錄了正在消失的時代記憶」。瑪嘉·莎塔琵沒有發言，她似乎還在消化上午的情緒。拉希德·布沙里布說了一句「它更像一部電視散文而不是電影」，然後就不說話了。娜塔莉·波特曼依舊沉默，她已經沉默了一整天。
吳憂沒有做總結。他看了一眼手錶，快到下午五點了。今晚有amfAR慈善晚宴，這是坎城電影節的固定流程之一，每年都會在這個時候舉辦。說是慈善晚宴，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名利場，紅毯、香檳、拍賣、社交。明星們穿著高定禮服爭奇鬥豔，富豪們舉著號牌一擲千金，記者們的鏡頭在人群中穿梭，捕捉著每一個值得上頭條的瞬間。
評審團大多數成員都要參加，吳憂也不例外。他今晚的女伴是娜塔莉·波特曼。
娜塔莉提早就去了化妝室試禮服。她挑了一件黑色的長裙，簡潔利落，沒有多餘的裝飾，只在腰間系了一條細細的銀色腰帶。
吳憂沒有陪她去。他待在評審團休息室里，繼續看著國內的新聞。屏幕上的數字還在更新，每一條推送都讓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他已經捐了款，他控制的幾家公司也捐了，都是通過正規渠道，低調地捐。不是他清高，他是內疚。
手機又震了一下。是佩塔爾發來的簡訊，告訴他最後兩所學校的消息也傳回來了，教學樓輕度損毀，重傷三人，輕傷二十一人，無人失蹤。吳憂盯著那條簡訊看了很久，然後把手機翻過來扣在桌上。
他做的一切，有了最終的結果。他內心深處的那些內疚有了些許的慰藉和寄託。
上車之前，吳憂聯繫了組委會，調整了一下自己的紅毯出場順序。沒有解釋原因，工作人員也沒有問。
等排到他們時，吳憂帶著娜塔麗·波特曼踏上了紅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