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一天天，一周周的過去。
西克特以他慣有的冷靜觀察著，不僅觀察環境，更觀察著身邊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輕的面孔。
政治理論課不再僅僅是忍耐的對象。
西克特注意到，曼施坦因雖然依舊對純粹的意識形態宣傳保持距離，但當課程內容涉及到「國家資源動員與分配」、「戰時經濟統籌」時，他記錄的筆觸會明顯加快。
西克特似乎開始將這套新的政治經濟體系，作為一種獨特的、可供分析的「國家戰略機器」來理解，試圖找出其運作的邏輯和潛在的效率節點。
有一次，在關於「工農業剪刀差與原始積累」的討論後，曼施坦因甚至在私下對西克特低語：
「將軍，如果新的德國政府能有效解決糧食和工業原料的調配問題，其戰爭潛力……或許不容小覷。」
這是一種剝離了政治立場後，純粹基於能力和資源的戰略評估。
古德里安的變化更為外顯。
他依然對政治口號有些不耐煩，但古德里安找到了一種將新思想「技術化」解讀的方式。
當學習到「人民革命軍強調指戰員主觀能動性」時，他興奮地將其與他夢想的裝甲部隊聯繫起來：
「看！他們也需要基層單位在混亂戰場上獨立判斷、快速反應！這正符合裝甲突擊對下級指揮官的要求！政治委員？如果他們不干涉戰術細節，只負責確保士氣，那或許也不是壞事。」
古德里安甚至開始向講課的政治教員提問——問題全都圍繞著新技術兵種在「新軍事體系」下的指揮權限和後勤保障。
他的熱情，正逐漸從對舊體系的懷念，轉向對在新體系內實現其軍事構想的可能性上。
隆美爾則更注重實際效果。
學院組織他們觀摩了一次人民革命軍的連級戰術演習。演習中士兵展現出的高昂士氣和靈活的班組協同，明顯觸動了他。
放風時，隆美爾不再僅僅評價單兵素質，而是開始分析：
「他們的政治動員，確實能讓士兵明白為何而戰，這比單純的命令更有效。他們的部隊紀律雖然有些繁瑣，但確實有助於維持戰線後方的穩定。」
隆美爾私下裡對西克特坦言：
「將軍，我依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主義，但我無法否認，他們找到了一些……提升軍隊戰鬥力的方法。一個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的士兵，更難被擊潰。」
對隆美爾而言，能提升戰鬥力的東西，就值得嚴肅對待。
即使是馮·洛索夫這樣頑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讀到關於共和國如何利用「生產建設兵團」修復鐵路、如何在資源極度匱乏下通過配給制維持社會基本運轉的報導後，也不再輕易地斥之為「胡鬧」。
一次晚餐時，馮·洛索夫難得地沒有抱怨食物，而是望著窗外已然恢復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們沒有讓整個國家徹底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看起來比我們最後那幾個月做得要好一些。」
這是一種很低的要求，但相比於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經是一種微妙而現實的變化。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此。
前近衛軍將領馮·德·戈爾茨男爵就是鐵桿的抗拒者。
他將發放的學習材料直接墊在床腳下，公開宣稱「絕不與弒君者和秩序的破壞者同流合污」。
在小組討論中，他要麼沉默以對，要麼就用最刻薄的語言諷刺新政權的一切政策，認為這都是「粗鄙者的胡鬧，必將導致德意志文明的徹底毀滅」。
他的周圍聚集了幾個同樣態度強硬、以「忠於皇帝」自居的年輕貴族軍官，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散發著負面情緒的孤島。
對於馮·德·戈爾茨這類明確且公開的抗拒者，學院方面的應對方式冷靜而高效。
一名安全委員會的軍官會單獨找他談話：
「馮·德·戈爾茨先生，學習和反省是你們當前唯一的任務。
公開的敵意和煽動性言論，不僅違背了韋格納主席給予你們機會的初衷，也觸犯了共和國的安全條例。
繼續這種行為，將導致你個人待遇的改變，以及可能的……隔離審查。」
與此同時，學院加強了對他們這個小圈子的監視，並刻意在分配學習小組和宿舍時將他們打散，切斷其影響力。
這是一種明確的信號：有限的容忍只給予願意保持基本配合態度的人，公開的挑戰將面臨直接的、不容商量的壓力。
其他大多數老派軍官則處於洛索夫和戈爾茨之間的灰色地帶。
他們內心依然充滿懷疑、不屑甚至仇恨，但嚴峻的現實和戈爾茨等人的遭遇讓他們學會了暫時的沉默和表面的服從。
西克特將這一切看在眼裡。
他明白，共和國對待他們的策略是分化的、務實的。對於可能轉化的軍官通過持續的暴露和現實教育進行潛移默化；對於潛在的、可利用的專業人才則提供專業上的接觸點，引導其才能為新體系服務；而對於戈爾茨這樣冥頑不化的死硬派，則採取明確的壓制和孤立，防止其成為抵抗的核心。
這套組合拳並不華麗，卻異常有效，它正在一點點地侵蝕著舊軍官集團的心理防線，將他們推向各自不同的未來。施密特那句「觀察和評估」的話語，此刻在西克特聽來，充滿了冷酷的實踐意味。
西克特自己呢？
他依然保持著謹慎和距離。
但他發現自己開始不自覺地用韋格納政權面臨的現實困難——西方封鎖、內部整合、經濟重建——來評估其各項政策的合理性。
西克特不再僅僅視其為「叛亂者」，而是作為一個需要應對極端複雜局面的「執政集團」來審視。
當他閱讀到韋格納關於「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專業化人才對於建設強大國防的重要性」的論述時，他甚至產生了一絲荒謬的認同感——這與他過去試圖在舊帝國框架內推行軍事現代化和總參謀部高效運作的某些思路，在「實用主義」的層面，竟有隱約的相通之處。
年輕的軍官們更快地適應了這種「再評估」式的生活，因為他們背負的歷史包袱更輕，對未來的職業期許卻依然存在。
學院的高牆和鐵絲網可以禁錮他們的身體，卻無法完全阻止思想在事實與邏輯的碰撞中悄然演變。
西克特清楚地意識到，一種緩慢但深刻的轉化正在這群帝國軍官，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心中發生。
他們或許永遠不會成為共產主義狂熱的信徒，但他們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這個紅色德國可以 「有限度使用」 的專業人才。
而這一點，恰恰是韋格納和施密特這類人最高明，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