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柏林軍事學院裡的這些前帝國軍官而言，對韋格納及其思想從排斥、好奇到最終某種程度的折服，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續的學習、激烈的辯論和對窗外那個正在重生的國家的觀察中，一步步完成的。
最初吸引軍官們的是韋格納思想中蘊含的、令人驚訝的實用性和對德國困境的精準診斷。
當《德國的社會結構與革命前途》一文被有限地傳閱時，它在軍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看這裡，」
曼施坦因指著其中一段給西克特看，那上面用清晰的筆觸寫道：
「德國的軀體被三條毒蛇纏繞吸血：
東邊的容克地主把持土地，讓農民淪為農奴；西邊的壟斷資本控制工業命脈，將國家拖入一場他們自己發財的戰爭；而外國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法國的高利貸者和英國的殖民霸主，正妄圖用凡爾賽條約的鎖鏈勒緊我們的脖子，要讓我們永世不得翻身。不斬斷這三條毒蛇，德意志就沒有未來。」
曼施坦因放下文稿，
「雖然用詞激烈，但……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輸掉戰爭，難道僅僅是因為軍事失誤？難道沒有後方經濟崩潰、社會分裂的原因？」
這份文件還清晰地指出了打破枷鎖的路徑：
通過徹底的土地革命「把耕者從依附中解放出來」，通過工業國有化「將經濟命脈奪回到人民手中」，並採取靈活的外交「利用敵人矛盾，打破孤立圍牆」。這種清晰的戰略框架和毫不妥協的行動綱領，讓習慣於參謀作業的曼施坦因感到一種智力上的欣賞和震撼。
古德里安則被另一本小冊子《論運動戰與人民軍隊》深深吸引。文章里通篇強調：
「戰爭的根本目的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此，必須發揮指戰員最大的主動性、靈活性和預見性。反對一成不變的陣線，提倡在決定性的時機和方向上，形成拳頭，集中絕對優勢的力量消滅敵人，技術是重要的，但決定勝負的是掌握了技術的人，是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主觀能動性的人。」
「這簡直就是在為未來的機械化戰爭做理論準備！」
古德里安興奮地對同僚說，他反覆咀嚼著「主動性」、「靈活性」和「形成拳頭」這些詞彙，
「韋格納先生理解速度和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價值，這比我們總參謀部里那些抱著陣地戰舊觀念的老古董強多了！」
隆美爾則對韋格納強調的「從實踐中學習」、「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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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里明確寫道：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我們反對那種『閉著眼睛瞎指揮』的指揮員。」
一次觀摩人民革命軍連級戰術演習後，隆美爾與帶隊軍官交流，發現對方對地形、敵情的分析方式，與這原則如出一轍，軍官詳細描述了他們是如何通過多次偵察、沙盤推演才確定了最終的進攻路線和火力配置。
「他們不是在機械地執行命令，他們在思考！」
隆美爾對西克特感嘆，他回想起自己過去在前線依靠個人觀察和直覺進行指揮的經歷，發現這與韋格納提倡的方法竟有暗合之處，
「這和我們過去那種僵化的、依賴上級詳細指令的指揮體系完全不同。如果每個層級都有這樣的主動性……」
隆美爾沒有說下去，但眼神里充滿了對這套強調實踐和獨立思考的軍事哲學的認可。
更深入的討論由此展開，軍官們不再簡單地爭論「對錯」，而是開始探討韋格納思想的內在邏輯和運作原理。
一次，關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德國國家利益」之間潛在矛盾的討論異常激烈地展開了。
「我始終無法理解，」
「韋格納一方面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號召世界革命，要『打破一切民族國家的枷鎖』，另一方面，我們卻從報紙上讀到，他與英國人進行秘密交易，用不侵犯波蘭的保證來換取解除封鎖，這明顯是為了穩固東線，爭取德國的喘息之機。
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是機會主義！」
「不，我認為這是一種更高明的、超越傳統外交範式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稱之為『革命的現實主義』。其核心在於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區分戰略階段的當前任務與長遠目標。」
曼施坦因進一步闡述：
「當前，德國虛弱不堪，英法等國的封鎖是勒在我們脖子上的主要絞索。
那麼，利用英國對法國大陸霸權的擔憂，暫時緩和與西方的緊張，甚至進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必要手段。這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頓了一下，讓眾人消化，然後繼續道：
「而從長遠戰略看，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紅色德國是無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持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在我們宿敵法國內部點燃火焰，從根本上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同樣符合德國長遠的、根本的國家利益。
韋格納的『國際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國家利益』實現手段。它比我們過去那種僵硬、被動、受制於君主私誼或陳舊盟約的外交，更具彈性和主動性。」
西克特默默地聽著，他回想起韋格納在某篇分析國際形勢的文章中明確寫道：
「要把我們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內心不得不承認，這種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策略，雖然徹底顛覆了傳統外交的矜持與規範，但在當前德國近乎絕望的弱勢地位下，或許是唯一能夠破局、於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現實之道。
與此同時，另一場更具專業性的思想激盪，在古德里安牽頭組織的非正式「戰術研究小組」中展開。
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曼施坦因、隆美爾以及其他幾位對軍事理論抱有濃厚興趣的年輕軍官。他們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而是開始主動地將韋格納的軍事論述，與他們所熟悉的克勞塞維茨、老毛奇，乃至史里芬的理論進行比較、印證和融合。
一次夜間討論中，古德里安顯得尤為激動，他的聲音帶著難以抑制的熱情：
「看這裡！韋格納主席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並形象地比喻『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這說的不正是我們一直在構想的裝甲突擊的核心嗎？」
古德里安的手指在地圖上劃出一個巨大的箭頭，
「我們不需要在漫長的戰線上與敵人逐個爭奪塹壕，我們應該將有限的裝甲力量集中起來，形成無堅不摧的鋼鐵拳頭，選擇敵人戰線的薄弱環節，深深嵌入其縱深，直搗其指揮中樞、後勤基地，癱瘓其整個作戰體系，徹底殲滅其有生力量和戰鬥意志！」
隆美爾深以為然地點點頭，補充道：
「而且韋格納主席對於『主動性』的強調，完美契合了裝甲部隊指揮官的需求。在高速突進的混亂戰場上，等待上級命令是致命的。
他要求指揮員『基於總的戰略意圖，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這正好為我們設想的，賦予裝甲分隊指揮官在戰術層面極大自主權的做法，提供了理論依據！」
曼施坦因則從更宏觀的戰役層面進行分析：
「他的思想與老毛奇的『分進合擊』（Kesselschlacht）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強調在決定性地點形成局部優勢。
但韋格納主席更進了一步，他不僅關注軍事層面的合圍，更強調摧毀敵方戰爭潛力和意志的『殲滅戰』。他將政治因素、民眾心理都納入了戰役計算的範疇。這提醒我們，未來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之間的對抗。」
年輕的軍官們驚訝地發現，許多他們自認為是基於一戰經驗教訓而獨創、創新的戰術思想，竟然都能在那位「政治領袖」的軍事哲學中找到深刻的理論共鳴和支撐。
這種發現，不僅僅是一種認同，更帶來一種奇妙的心理衝擊——那位在柏林運籌帷幄的人，不僅在政治上顛覆了舊世界，在純粹的軍事藝術領域，其視野和洞見也遠遠走在了他們這些職業軍人的前面。
這種認知，極大地加速了他們內心深處對韋格納個人能力和其思想體系價值的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