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亮了。
沒有人站起來。
二十三個人擠在六疊的屋子裡，像被什麼東西釘在了地板上。
先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穿一件舊式羽織，頭髮花白，眼鏡腿用白膠布纏著——慢慢把捂在嘴上的手拿下來，他的掌心濕了一片，他低頭看了一眼，又把手合上了。
搖放映機的年輕人站起來，把機器蓋上布，低聲說：
"片子就到這裡。拷貝還要送去下一站，大家看完就——"
"等一下。"
說話的是個三十出頭的男人，穿普通的工作服，他聲音不大，但屋子裡太靜了，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你們這個片子，還有多少人在放？"
搖機器的年輕人看著他，沒立刻回答。
工作服男人站了起來，
"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以前也沒有。
但今天我看完了。我想知道——"
他停了停，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
"我想知道我能做什麼。"
屋子裡的空氣凝了一瞬。
然后角落里那個穿碎花和服的年輕女人開口了，聲音顫著，但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也想知道。我有個弟弟，去年入伍了。
他走的時候才十六歲。
我……我以為他在保衛國家。我今天才知道——"
她沒有說完，用手掌壓住了眼睛。
老頭把眼鏡摘下來擦了擦，重新戴上時手還在微微抖，他說：
"我家住皇居附近，以前每天早上都能聽見馬車聲，我以為那是……那是國家的氣派。
我不知道那些氣派是用什麼換來的。"
工作服男人轉向搖機器的年輕人，又問了一遍：
"還有多少地方在放？"
年輕人蹲下來，把膠片箱的搭扣扣好，抬頭說：
"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戶，都有。
我們的人在各處放。
每周都有新的點。"
他站起來，拍了拍褲腿，
"但拷貝有限，要傳著用。你要是願意幫忙——可以來搖機器。"
工作服男人說：
"行。"
年輕女人也說：
"我會縫紉，窗簾、遮光布，我可以做。"
老頭說：
"我認識一個開印刷所的，戰後他從大藏省退下來的。他大概願意……印點東西。"
陸續有人開口——一個小學教員說他可以借教室，一個魚市工人說他可以騎車送拷貝，一個家庭主婦說她可以做聯絡。
搖機器的年輕人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疊好的紙，展開來，上面列了個地址，字很小，密密麻麻的。
他低聲說了對應的接頭時間，說完就把紙收回去，用火柴點著了，灰燼落在一個搪瓷菸灰缸里，冒了一縷細煙。
"今天就到這裡。"
他說，
"下一場在後天晚上，地點我到時候貼在那個電線桿上——就是拐角那個貼招工GG的，用白粉筆畫一個圈。"
人們開始陸續往外走。
有人穿鞋的時候手還在抖，那年輕女人把碎花和服外面的罩衫繫緊了些，走出去的時候在門口站了一站，回頭看了一眼牆上那塊白布——上面還有淺淺的摺痕，圖釘釘過的四個角留著四個小洞。
她出去了。
門關上了，黑布又蒙上，屋內的燈滅了。
搖機器的年輕人一個人蹲在黑暗裡，把膠片箱抱到膝上。
他摸黑打開鐵皮蓋子，確認膠片盤卡得牢固——這是今晚要趕著送去下一站的拷貝，一刻都不能停。
他聽見樓下印刷機的聲響停了，應該是夜班工人在換版。
遠處有軍靴踏過石板路的腳步聲，兩個，整齊劃一，漸近又漸遠，消失在拐角。
年輕人從口袋裡摸出一顆糖，剝了紙塞進嘴裡。是甜的，桔子味。
糖紙他疊了疊，揣回兜里。
窗外的黑布漏了一道極細的縫，有月光透進來，落在膠片的鐵皮箱蓋上，窄窄的一條白色。
年輕人站起來，把箱子夾在腋下，輕輕拉開一條門縫往外看了看，然後閃身出去，門在身後合攏，連鎖舌入槽的聲音輕輕響起。
這部影片在日本第一個月的傳播是十分迅速的。
墨田區那間印刷廠二樓放映結束後的第十五天，大阪西成區一家舊書店的地下室里也亮起了同樣的光。
第二十二天，名古屋熱田區一座廢棄的倉庫里擠了四十多個人，有人從三十公里外的郊縣騎自行車趕過來，車筐里裝著飯糰和手電筒。
第三十天的時候，京都伏見區一個清酒作坊的庫房成了新的放映點，老闆是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她說她丈夫在滿洲失蹤，軍部那邊一直沒有消息，她想知道丈夫真實的情況。
到十月中旬，地下放映網絡已經覆蓋了本州島從東京到廣島之間的主要城市，外加九州北部的福岡和門司。
日共的地下聯絡員接力運送那幾卷拷貝——一卷從東京傳到橫濱，橫濱的人看完連夜裝船走海路送去神戶，神戶再走陸路送去大阪，大阪的接頭人在碼頭倉庫里交接，裹著油布，夾在漁網裡塞進卡車。
每個放映點看完之後都要填一張表，用鉛筆寫，看完就燒。
表上只記兩樣東西——人數、反響。
十月第三周匯總的數字是：
累計放映八十三場，觀看總人數約兩千四百人，其中第一次看的人數占七成以上，復看的人越來越多。
反響欄里最常見的詞是"眼淚"和"沉默"，偶爾有一個"憤怒"。
名古屋那個騎自行車趕了三十公里去看電影的男人，回去之後在工廠的午飯休息室里跟工友說了片子裡的內容。
他說日軍在朝鮮用活人做瓦斯實驗，說是"防疫給水"，其實就是把人關進去灌毒氣。
工友里有一個人父親是大正年間的老兵，參加過日俄戰爭，當場拍了桌子說不可能，大日本皇軍不會幹這種事。
兩個人吵起來，差點動手。監工過來喝止了，但那天下午整個車間都在竊竊私語——
"真的假的？"
"他說的那個什麼防疫給水部隊，我以前聽過。"
"聽過？在哪兒聽的？"
"聽一個退伍兵說的，他說他在那邊待過，回來之後從來沒笑過。"
監工第二天就把這事報上去了。
工廠所屬的警署派人來問了話，那個騎車三十公里的男人被帶走"配合調查"。
他沒有再回來。
這是十月的第四周。
同時期發生在東京的一件小事更隱蔽，但影響更深遠。
神田區一家舊書店的老闆姓佐藤，六十出頭，戰前在東京帝大讀過書，後來家道中落，靠賣舊書為生。
有常客來買書的時候跟他聊天，說最近街面上有人傳一些"不太好的話"。
佐藤問他傳什麼。常客壓低了聲音，說：
"有人說滿洲那邊，我們的人殺了很多人，還不止戰場上殺的。"
佐藤沉默了一會兒，從書架底層抽出一本昭和八年出版的畫冊，翻到某一頁，遞給常客。
那頁印著一幅照片，是日軍"占領紀念"的合影，背景是一排木桿，杆子上掛著什麼東西，因為印刷精度差，看不清楚。
佐藤說：
"這個畫冊當年是官方出版的，發到學校的。你看這兒——"
他指了指照片角落裡的陰影，
"這是人。"
常客湊近看了很久，然後合上畫冊，沒再說話。
佐藤把畫冊收回書架底層，壓在一摞更厚的書下面。
他後來對聯絡員說，那本畫冊在書架上擺了七年，從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那一頁。
事情起變化是在十一月初。
大阪的放映點在第七場之後被舉報了。
舉報人是誰查不出來，但警察來得很快——凌晨兩點，警視廳特高課的人從兩個方向包抄了那間倉庫，衝進去的時候放映已經結束二十分鐘了，人散了，機器也搬走了。
他們在水泥地上找到了一個被踩碎的膠片盤塑料軸，還有牆上一排圖釘眼。
特高課的人拍了照片，立刻用電報發去東京。
東京警視廳大樓四層的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長桌兩邊坐了十幾個人，陸軍省、海軍省、內務省警保局、特高課，制服和西裝混在一起，沒人看對方。
桌上攤著大阪現場的照片、一份不完全的"可疑人員"名單——九個名字，其中五個已經查證屬實——
還有一封加密的電報，是從朝鮮發來的，說東大方面正在系統性地製作"反日宣傳材料"，有情報表明部分材料已經流入本土。
坐在主位的是個穿將官服的人，陸軍中將，五十多歲，臉上的肉垂著，嘴唇很薄。
他把照片一張一張看完，疊整齊，用手指彈了彈紙邊，說了一句話：
"這種事，發生在日本本土，發生在天皇腳下，發生在皇軍正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時候。"
他掃了一眼在座的人。
"誰負責？"
沒有人回答他。
"好。"
他把照片放回桌上，
"既然沒有人負責，那就所有人負責。
從現在起——全國各大城市一律實行宵禁，晚上十點以后街上出現的人，全部帶走審查。
所有印刷廠、電影院、照片沖洗店，逐一排查。
學校教師重新做政治審核。
港口和鐵道加強戒備。發現任何可疑傳單、書籍、膠捲——就地沒收，相關人等不問理由，直接拘押。"
他說完站起來，兩手撐在桌面上，彎腰把怒火向全場壓過去：
"皇軍在外面打仗，家裡不能起火。
誰在家裡點火——誰就是敵人。
敵人就按敵人的方式處理。"
內務省的人當天下午就擬好了文件，語氣公文化，但措辭不重，只說是"加強治安整頓"。
實際執行是另一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