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站起來說道：
「沃羅寧同志，我舉個例子。
我們排有個兵叫弗朗克，今年二十六歲，薩克森人。
他家在沒解放時候是種地的，他爹也是種地的，他爺爺也是種地的。
他家祖祖輩輩種地，種出來的糧食七成交給上面，剩下的三成不夠吃。
他小的時候，他的父親病死了，沒錢治。
他娘把家裡唯一一頭豬賣了，請了鎮上的醫生來看，醫生說太晚了，回去準備後事吧。」
赫爾曼頓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無意識地畫了一個圈。
「他母親送走醫生之後在廚房裡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照常下地。
弗朗克說他那天早上看見他娘蹲在地頭薅草，兩隻手全是口子，指甲縫裡嵌著黑泥，嘴裡哼著一首老歌。
他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忽然覺得這輩子要是就跟他母親一樣，種地、交租、餓肚子、死掉，那他母親生他下來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抬起頭，目光掃過沃羅寧和杜瓦爾。
「後來革命了，他家裡分了地，他入了伍。
入伍那天他娘送他到村口，跟他說了一句話——『去了部隊，別給你爹丟人。』
他說他記住這句話了。
他跳傘的時候不抽菸，是因為他覺得跳傘這件事是他母親用一輩子的苦換來的，他不能糟蹋。」
赫爾曼停了一下，坐了回去。
食堂里安靜了幾秒鐘。
沃羅寧低頭看著桌上那張地形圖，手指點在一個山頭等高線交匯的地方，點了兩下。
然後他抬起頭來，看著魏斯說：
「我收回我那個問題。
這不是靠管出來的。這是別的東西。」
杜瓦爾少校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之後說：
「我注意到另一個細節。
昨天卸裝備的時候，德國同志的四架飛機同時到達，卸貨區域分了四個片區，每個片區一個排，排長拿著清單，卸一樣勾一樣。整個過程四十分鐘結束，沒有一件裝備搞混，沒有一個人在卸貨區抽菸。
我看了很久。」
他把杯子擱在桌上，發出輕輕一聲響：
「我想到一個問題——空降兵的適應性，不只是從天上落到地下。
他們落下來之後，能幹什麼？
能自己修裝備，能自己搭掩體，能自己做飯，能自己處理傷員。
我看過德國同志的編制，每個傘兵排配兩名急救員，每個連配一名修械工，每個營配一名工兵組長。
這些人不是專門的後勤兵，就是傘兵自己兼任的。」
沃羅寧點了點頭：
「這就是適應性的本質。
空降兵落在敵後，沒有補給線，沒有後方醫院，沒有彈藥車跟著跑。
每一個人都要變成一支完整的隊伍。
從這一點上看，德國同志走在前面了。」
魏斯上校這時候開口了，聲音很平：
「我們做這些，是從冰島學來的。
隆美爾同志在冰島登陸的時候，第一批上去的部隊三天沒有補給，全靠自己撐的。
回來之後他寫了一份報告，說空降兵不能只是'能跳傘的步兵'，空降兵必須是一個能夠獨立存活和作戰的小系統。
沃羅寧把雙手擱在桌上，十指交叉，想了想說：
「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蘇聯海軍步兵也有一些兩棲偵察的經驗，但空降作戰的經驗是零。
我想借這次機會，派一個觀察組跟著你們的部隊一起訓練，學習你們的編組和後勤方案。
戰後我們可以把這次的經驗寫進聯軍的條令里。」
杜瓦爾接著說：
「法國方面也想派人。
我們有一個山地步兵連，參加過阿爾卑斯山的邊境行動，適合在九州北部的丘陵地帶作戰。
如果能跟德國同志的傘兵合練幾次，登陸的時候協調會更順。」
魏斯看了赫爾曼一眼，赫爾曼微微點了一下頭。
魏斯說：
「可以。明天開始，每天上午合練，下午分頭準備。
九州北部的丘陵地形圖我們帶了五份，晚上可以發到排一級。」
會議結束後，眾人陸續走出食堂。赫爾曼落在最後，他把桌上的地形圖折起來夾在腋下。
沃羅寧走在他旁邊，忽然低聲說了一句話，聲音壓得很低，帶著喬治亞口音：
「克瑙斯特同志。你們那個兵——弗朗克——他母親還活著嗎？」
赫爾曼看了他一眼：
「活著。
革命之後分了地，養了兩頭豬。
後來加入了村集體，去年秋天還給他寄了不少的好東西呢，他家的生活越來越好了。」
沃羅寧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他走出食堂，站在院子裡點了一根煙，往東邊看了一眼。
海的方向灰濛濛的，海風吹過來，把他菸頭的火星吹得亮了一下。
院子裡，弗朗克正蹲在一輛卡車旁邊檢查輪胎，滿手是機油。他看見赫爾曼出來，站起來喊了一聲：
「排長！輪胎有點癟，我找修理班借個氣筒。」
赫爾曼朝他揮了揮手：
「去吧。弄完了把明天合練的計劃抄一份給三班。」
弗朗克應了一聲，轉身跑開。
他的步子很快，踩在凍硬的泥地上，發出咚咚的聲響。
跑了幾步忽然停下來，回頭喊了一句：
「排長！你說這兒能寄信嗎？」
「能。」
赫爾曼說，
「寫完交給我，我找朝鮮的聯絡員轉。」
弗朗克笑了，露出兩排白牙，又跑遠了。
..........
釜山。
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時。
金井正雄從淺睡中驚醒的時候，窗外的海面還是一片鐵灰色。
他是被寂靜吵醒的。這件事聽起來荒謬，但作為一個在朝鮮半島駐防了七年的老兵，他知道前線的安靜比炮聲更危險。
炮聲說明雙方都在活動，都在試探，都在消耗。
安靜說明對面在準備某種更的動作。
金井正雄，陸軍少佐，釜山要塞守備隊指揮官。
四十三歲，鹿兒島人，個子矮但肩背極寬，走路時左腳微微跛，是在滿洲被游擊隊伏擊時留下的舊傷。
他的指揮部設在釜山港北側的一座混凝土碉堡里，牆上掛著一幅朝鮮南岸的防禦圖，上面用紅藍鉛筆標著雙方的態勢線。
藍線是日軍，紅線是聯軍。
金井用鉛筆尖沿著紅線一路划過去，從漢城方向往南，到水原，到平澤，到天安，然後停住了。
紅線不動了。
從三天前開始，聯軍的前沿陣地就再沒有向前推過一米。
原本每天夜裡都能聽到對面陣地上的鐵鍬聲、卡車引擎聲、哨兵換崗的口令聲。
三天前，所有這些聲音像被一隻手突然捂住了一樣，全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安靜——一種沉重的、有分量的安靜，像暴雨來臨前那種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的平靜。
金井拿起望遠鏡走出碉堡，沿著交通壕走到最前沿的觀察哨。
天還沒亮，陣地上的探照燈每隔三分鐘掃一次海面，光柱在霧氣里切出一道白亮的扇面，又迅速收回去。
他蹲在觀察哨的沙袋後面，把望遠鏡對準對面聯軍的陣地。
借著探照燈掃過的餘光，他看到對面的戰壕里空空蕩蕩，掩體後面看不到一個人影，鐵絲網完好無損，但前面那一片開闊地上，原本每天夜裡都會被工兵重新布置的防步兵樁，已經三天沒有動靜了。
金井把望遠鏡放下來，靠在沙袋上，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
旁邊的哨兵是個十九歲的新兵，叫小野，長崎人，瘦得下巴尖尖的，看到他要點菸，連忙遞過火柴。
金井接過來劃了一根，火光短暫地照亮了他臉上粗糙的皮膚和眼角的皺紋。
「小野。」
他吐了一口煙。
「是。」
「你覺得對面為什麼不動？」
小野想了想：
「是不是他們打不動了？漢城丟了之後，他們的補給線也拉得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