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華盛頓郵報》第二版。
邱吉爾被捕的消息在十二月九日傳遍了華盛頓。
第一個報導的是《華盛頓郵報》，在第二天早上的第二版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是——「邱吉爾涉嫌通共被捕，FBI指控其為刺殺胡佛提供便利」。
報導的正文大約一千字，措辭很克制，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在給邱吉爾蓋棺定論。
報導里寫了邱吉爾與科斯特洛的關係，寫了通行證的事，
寫了他在五月花酒店被捕的場景，最後引用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FBI官員的話——「此案證據確鑿，邱吉爾難逃法律制裁。」
報導出來的當天，華盛頓的社交圈子裡沒有一個人公開替邱吉爾說話。
那些一個月前還在他的酒會上端著香檳、拍著他的肩膀說「首相先生，您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的銀行家和工業家，現在全都不見了。
他們的電話打不通，他們的秘書說「老闆不在」，他們的辦公室關門謝客。
惠特尼，那個第一個回信參加酒會的銀行家，在報導出來的當天晚上就離開了華盛頓，去了他在長島的別墅。
阿姆斯特朗，那個帶了一瓶好酒來的芝加哥肉類加工商，在電話里對記者說了一句話——「我跟邱吉爾不熟。
我只是去喝過一杯酒。
別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個退休的海軍上將，那個以前跟羅斯福共過事的將軍，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句話——「邱吉爾先生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
但傑出的演說家不一定是愛國者。」
邱吉爾自己的隨從也散了。
那兩個跟著他從渥太華跑到華盛頓的助手，在邱吉爾被捕的第二天就搬出了五月花酒店。
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文件，也沒有留下任何地址。
他們只給公寓裡剩下的幾個人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對不起。我們幫不上忙了。保重。」
那個原英國駐美大使館的武官，在邱吉爾被捕後第三天去了如今的英國駐美大使館，請求庇護。
大使館沒有收留他——他們說他「已經沒有官方身份了」。
他在大使館門口的台階上坐了一個下午，然後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剩下的幾個人——那個原海軍部的情報官，那個原殖民地事務部的低級文員——他們還在華盛頓西北區的那間舊公寓裡，擠在一起，靠給雜貨店搬貨和給洗衣店看夜勉強活著。
他們沒有去看邱吉爾。
他們知道自己進不了拘留所。
他們只能等。
等消息，等審判，等最後的結果。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在十二月十二日又登了一篇評論。
評論的標題是——「邱吉爾：一個過時帝國的過時幻夢」。
文章的作者是報社的社論版主編，一個叫哈羅德的中年男人，曾經在一九三八年寫過支持美共的社論。
他的評論寫得很長，措辭很冷靜，但每個字都像是在把邱吉爾從歷史舞台上推下去。
評論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溫斯頓·邱吉爾曾經說過，他的人生是一出漫長的戲劇。
現在，這齣戲劇即將落幕。
昨天，FBI逮捕了這位前英國首相，指控他與美共特種作戰人員有聯繫，為刺殺埃德加·胡佛局長提供了便利。
邱吉爾先生本人否認了這些指控。
他說他不知道那五張通行證的用途，他說他只是科斯特洛的『中間人』，他說他是被『利用』的。
也許他說的是真話。
也許他確實不知道。
但問題在於——誰在乎？」
「邱吉爾先生曾經是大英帝國的象徵。
他曾經就差一步站在歷史舞台的中央，指揮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帝國，決定著數億人的命運。
但現在，大英帝國已經不復存在。
他的國家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他的首相職位已經被廢除。
他的流亡政府已經被歷史遺忘。
他現在剩下的只有一樣東西——他的名聲。
而現在，連名聲也碎了。」
「讓我們回顧一下邱吉爾先生來到美國之後做了什麼。
他住在五月花酒店最好的套房裡，舉辦一場又一場的宴會，發表一篇又一篇的演講，跟資本家們喝酒，跟政客們握手，跟華爾街的銀行家們談投資。
他花的錢從哪裡來？
從科斯特洛來。
科斯特洛是誰？
是華盛頓的黑幫頭子，是賭場、夜總會、碼頭貨運和建築承包背後的老闆，是跟華盛頓政界、商界、司法界都有說不清道不明關係的犯罪頭目。
邱吉爾先生跟這樣的人混在一起，拿他的錢，住他的房子，辦他的通行證。
然後胡佛死了。
死於美共特種作戰人員的子彈。死於那些用邱吉爾的通行證進城的人的槍口。
邱吉爾先生說他不知道。
也許他真的不知道。
但這重要嗎？」
「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邱吉爾先生已經不再是一個首相。
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領袖。
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值得被同情的人。
他是一個被歷史拋棄的老人，在一間不屬於他的套房裡，摟著一個不屬於他的女人，花著一筆不屬於他的錢，被捲入了一場他無法理解的陰謀。
他的時代結束了。
他的國家結束了。
他的名聲結束了。
現在，他唯一剩下的東西——他的自由——也即將結束。
他將在監獄裡度過他的晚年。
沒有人會去看他。
沒有人會給他送花。
沒有人會為他寫傳記的最後一章。
他會安靜地死去，像他曾經那麼響亮的活著一樣。」
這篇評論在華盛頓的政界和商界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沒有人公開反對。
沒有人替邱吉爾辯護。那些曾經把邱吉爾當成英雄的人，現在把邱吉爾當成了累贅。
那些曾經把他的演講當成聖經的人，現在把他的演講當成了笑話。
那些曾經在他的酒會上舉杯的人，現在在別的酒會上舉杯，慶祝自己「跟那個通共的老頭子沒有關係」。
華盛頓的社交界像一台巨大的機器，它需要有人站在聚光燈下，也需要有人被扔進垃圾桶。
邱吉爾曾經站在聚光燈下。
現在他被扔進了垃圾桶。
沒有人回頭看一眼。
拘留所里的邱吉爾沒有看到那些報導。
但他能感覺到。
他的律師——一個羅斯福給他指派的公設律師，一個二十多歲、剛出法學院沒幾年的年輕人——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臉色很難看。
邱吉爾問他怎麼了。
律師猶豫了一會兒，說了一句話：
「首相先生，您以前的那些朋友……他們現在都不說話了。」
邱吉爾聽完，沒有說話。
他把拇指銬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然後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
他看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