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
人民委員會大樓。
新年過後的第一次會議，韋格納沒有按原定議程開始。
他坐在長桌一端，面前擱著一份報告，封面是空白的，裡面夾著十幾張手寫的紙條。
紙條是監察部送來的，內容是過去半年裡各地反映的幹部作風問題。
他把報告翻開，沒有念，只是把其中一張紙條拿起來，看了兩眼，然後放下。
韋格納抬起頭來，掃了一圈在座的人——施密特、台爾曼、克朗茨、邁爾、還有幾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今天的議程改了。」
他的聲音很平，但會議室里所有人都聽出了那種平後面的分量，
「先談一件事。談完了，再談別的。」
韋格納把那張紙條拿起來，念了上面的一行字——「某州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其子三年內從普通技工提拔為車間主任，其女從醫院護士調任州衛生局科長，其妻從街道辦事員調任州婦聯副主席。
群眾反映：一家四口，三年三級。」
他把紙條放下，又拿起另一張——「某區黨委書記，其弟承包了區屬建築公司，其侄負責區屬運輸隊，其外甥經營區屬招待所。
群眾反映：區里修路，包工頭是書記的外甥；
區里運煤，車隊隊長是書記的侄子。」
他把這張也放下，又拿起一張——「某市駐軍後勤部，部長之子入伍兩年提干，部長之女經特招進入軍校，部長之妻擔任軍屬服務社主任。
群眾反映：一家軍裝，全是軍官。」
韋格納把三張紙條並排擺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擱在桌沿上，身體微微前傾。
他掃了一圈在座的人，說了一段話，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落得很重：
「這幾張紙條，是我從監察部半年的信訪匯總里挑出來的。
類似的還有很多。
我沒有都看。
我看不下去了。
同志們，我們革命多少年了？
二十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我們打響第一槍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反對什麼？
我們在反對剝削，反對壓迫，反對一個人靠著出身和關係占著位子不幹活，另一個人累死累活連飯都吃不飽。
我們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東西。但現在——二十一年之後——這種東西又回來了。
它不是以地主和資本家的形式回來的。它是以『同志』和『家屬』的形式回來的。
它比地主和資本家更隱蔽，更難查，更讓人說不出話來。
因為人家不是地主，人家是『革命幹部的家屬』。
人家不是資本家，人家是『為革命做過貢獻的老同志的後代』。
你說他不對，他說你『忘本』。
你說他搞特權，他說你『打擊革命幹部』。
你說他搞裙帶，他說你『破壞同志感情』。」
施密特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擱在菸灰缸邊上。
他沒有說話，但臉上的表情很沉。
克朗茨坐在對面，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頭攥得發白。
台爾曼靠在椅背上，眼睛看著天花板，像是在想什麼很遠的事。
邁爾翻開一個本子，拿起筆，開始記。
韋格納繼續說：
「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第一，權力長期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沒有流動，沒有輪換，沒有有效的監督。
一個人在一個位子上坐久了，關係網就織起來了。
他的兒子、女兒、侄子、外甥、老部下、老戰友——這些人都是他的『關係』。
這些『關係』需要一個出口，需要一個『安排』。
不安排，就是『不近人情』。
安排了，就是『用自己人』。
第二，革命勝利之後，幹部隊伍從戰時狀態轉入和平狀態。
戰時要打仗，誰能打誰上。
和平時期不打仗了，誰跟誰親近誰上。
戰時的標準是能力和戰功，和平時期的標準變成了關係和背景。
第三，對這群人來說，物資是短缺的。消費品是不夠的，住房是不夠的，好學校是不夠的，好醫院也是不夠的。
這些東西本來應該按需分配，但有些幹部先拿走了。
先拿走之後，他們又不願意放手，因為放手就意味著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樣排隊。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我們有些幹部忘記了革命是為了什麼。
他們覺得革命成功了，自己『有功』，應該享受。
他們把『人民公僕』這四個字念成了『人民主人』。」
韋格納把身體往後靠了靠，雙手從桌沿上收回來，擱在膝蓋上。
他的聲音低了一些，但更沉：
「這些東西的危害在哪裡？
第一，它讓群眾寒心。
群眾看到幹部的子女輕輕鬆鬆上軍校、當幹部、進好單位，而自己的孩子只能去掃廁所、挖煤、當兵——群眾會怎麼想？
群眾會說，革命革了二十一年，換了一撥人騎在頭上。
這句話，我在一九三八年就聽過。
當時我以為是敵人的造謠。
現在我不確定了。
第二，它讓幹部隊伍腐爛。
靠關係上來的人，能力夠不夠呢？
德行夠不夠呢？
但位置是這幫人占著的。
有能力的人上不來，慢慢就不想幹了，或者被擠走了。
最後剩下的全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管自己人，沒有監督，沒有制約。
想不腐敗都難。
第三，它會埋下分裂的種子。
幹部的子女和普通人的子女之間，會形成一道無形的牆。
牆越來越高，越來越厚，到最後就變成了兩個階級。
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我們推翻了一個舊的特權階級，又養出來一個新特權階級。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這二十一年就白幹了。」
會議室里安靜了很久。
然後台爾曼開口了。他的聲音很粗，像是嗓子眼裡有東西堵著：
「主席，你說的這些，我見過。
我在內務部幹了十幾年，下面的情況我清楚。
有些地方，幹部的子女犯法，沒人敢查。
有些地方，幹部的家屬經商，沒人敢管。
有些地方，幹部的親戚承包工程，質量一塌糊塗，沒人敢說。
我處理過幾個案子，處理到一半就有人來打招呼。
打招呼的人是誰？
是老幹部。
是老戰友。
是當年一起打過仗的兄弟同志。
他說，你查我兒子，就是查我。
你查我，就是查革命。
這種話，我這段時間聽的太多了。我煩透了。」
邁爾把鉛筆擱下，抬起頭來。他的聲音很穩，但帶著一種他很少流露的情緒：
「主席，我建議——從今年開始，對幹部家屬進行一次全面清查。
所有幹部的直系親屬和旁系親屬，凡是在黨政機關、軍隊、國有企業任職的，全部登記造冊，公開公示。
凡是在提拔、調動、招工、入學等方面有異常的，一律倒查。
查到問題，不管涉及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韋格納點了點頭。他從桌上拿起筆，在一張空白紙上寫了幾行字。
寫完之後他把紙遞給邁爾，說：
「這個方向對。
具體方案你牽頭起草，台爾曼配合。
監察部、組織部、內務部聯合行動。
時間——一個月之內拿出初稿，三個月之內開始試點，半年之內全國鋪開。
另外，我提一條——幹部的直系親屬不得在同一系統內擔任有直接上下級關係的職務。
幹部的旁系親屬不得在其管轄範圍內經商辦企業。
幹部的子女入學、入伍、就業，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違反了怎麼辦？
違反了就處分。
嚴重了怎麼辦？
嚴重了就撤職。
撤職之後怎麼辦？
撤職之後還要追究推薦人、批准人的責任。誰推薦的，誰負責。
誰批准的，誰負責。
誰打招呼的，誰負責。」
韋格納說完之後，把鉛筆擱下，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柏林還在冬天的灰色里，但雪停了，街上的行人比前幾天多了一些。
他看了一眼窗外，然後轉回頭來，對著在座的人說了最後一句話：
「同志們，我們不能等到群眾上街的時候才想起來要改。
到那時候就晚了。
我們現在改，是主動改。
主動改，叫革命。
被動改，叫鎮壓。
我們選了主動這條路，就要走到底。
走到底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誰，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勞，不管他有多老，不管他是不是當年跟我一起在三百零四高地起義——只要他搞裙帶，只要他搞特權，就要處理。
我韋格納今天把話放在這裡。
你們記下來。
將來我要是犯了同樣的錯誤，你們也一定要照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