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阿希姆·克倫茨，四十五歲，原魯爾區埃森市鋼鐵廠鉗工，一九二八年入黨，一九二九年與瑪爾塔·施特恩結為夫妻。
瑪爾塔是誰？
瑪爾塔的父親叫弗里德里希·施特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三百零四高地跟隨韋格納起義的老兵，
後來在人民革命軍里做到師政委，戰後轉業到地方，在魯爾區工業委員會幹了十幾年，退休的時候享受不低的幹部退休待遇。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為人正直，生活簡樸，一輩子住在工人區的老房子裡，騎自行車上下班，從來沒有為家人謀過一件私事。
但他是韋格納的老戰友。
他的名字在魯爾區工業委員會是有分量的。
他的女婿——約阿希姆·克倫茨——就靠著這個分量，一步一步往上爬。
約阿希姆認識瑪爾塔的時候，他還是埃森鋼鐵廠的一個普通鉗工。
那時候他二十五歲，瑪爾塔二十三歲，在廠里的醫務室當護士。
約阿希姆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次工傷事故之後——他的手指被沖床壓傷了，去醫務室包紮，瑪爾塔給他纏的紗布。
他當時不知道她是誰的女兒。後來他聽工友說起，才知道那個年輕的護士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兒。
從那天起，他開始追她。
他追得很緊——下班等她，休息日約她看電影，發了工資給她買頭繩和化妝品。
瑪爾塔一開始不太理他，覺得他油嘴滑舌。
但他追了一年多，追得很執著，也很體貼。
他幫她家裡修屋頂，幫她母親扛麵粉，幫她父親擦自行車。
瑪爾塔後來動心了。
她跟父親說想嫁給約阿希姆。
弗里德里希·施特恩沒有反對。
他說——「人是你選的，日子是你過的。我不管你嫁誰。
但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嫁的人如果幹了對不起工人階級的事，我第一個不饒他。」
約阿希姆和瑪爾塔結婚之後，他的仕途開始了明顯的變化。
結婚後第二年，他從鋼鐵廠的鉗工崗位調到了廠里的計劃科，做統計員。
這是瑪爾塔的父親的老戰友幫的忙——不是弗里德里希自己出面，是弗里德里希在工業委員會的老部下聽說了他女婿的事，主動辦的。
約阿希姆在計劃科幹了兩年，又被調到埃森市工業局的計劃處。
這一次還是有人幫忙——瑪爾塔的一個遠房表哥在市人事局，跟工業局的局長打過招呼。
約阿希姆在工業局又幹了三年，然後被提拔為工業局計劃處處長。
這時候他已經不需要別人幫忙了——他已經跟工業局的上上下下混熟了，跟州工業委員會的幾個處長喝過酒，跟州計委的一個副主任是牌友。
他的路越走越寬，但每一步都踩著「關係」鋪的台階。
約阿希姆的升遷速度在當時的德國不算快，也不算慢。
他沒有立過戰功，沒有發明創造，沒有突出貢獻。
他的能力中等偏上——不算笨，但也不算特別聰明。
他的工作態度也中等——不算懶，但也不算特別勤奮。
但他有一個別人沒有的東西——他有一個好岳父。
好岳父不需要每天出面。
好岳父只需要存在。
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資本。
別人知道你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的女婿，就會對你客氣三分。
客氣三分之後，路就好走了。
路好走了，位置就容易拿到。
位置拿到了，成績就容易出。
成績出了，提拔就順理成章。
這就是裙帶關係的運轉邏輯——它不需要直接的干預，它需要的是一個「存在」。
一個名字。
一個背景。
一個可以讓別人「主動幫忙」的暗示。
前幾次的清查運動，約阿希姆都躲過去了。
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韋格納簽署信訪新規，清查幹部特權。
約阿希姆那時候還是埃森市工業局計劃處副處長，級別太低，查不到他頭上。
第二次是一九三五年，施瓦布父子案之後，全國搞了一次幹部作風整頓。
約阿希姆那時候剛提了處長，還在「上升期」，沒有被列入重點清查對象。
他躲過去的秘訣很簡單——他從不搞大的。
他不收錢，不拿貴重物品，不利用職權直接謀利。
他做的事情很隱蔽——提拔了幾個親戚和心腹，但沒有一個是直接塞進自己管轄的部門。
他把表弟安排到鄰市的一個工廠當車間副主任，把老同學安排到州運輸公司當調度，把瑪爾塔的一個遠房侄子安排到區裡的供銷社當會計。
這些事情單個看都不算大——不過是「幫忙安排個工作」。
但加在一起，就織成了一張網。
一張以他為中心的關係網。
網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他的「人」。
他不需要直接指揮他們。
他只需要知道，這些人會在他需要的時候幫他說話，幫他辦事，幫他傳遞消息。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政策的調整，約阿希姆的位置越來越高。
一九三九年秋天，他被提拔為州工業委員會下屬的計劃處副處長，主管全州的工業生產調度。
這個位置不算特別顯眼，但很有實權——全州幾百家工廠的生產計劃、原材料調配、產品調撥，都要經過他的審批。
權力大了，找他的人就多了。
一些工廠的廠長請他吃飯，物資部門的主任給他送酒，地方幹部來他家串門。
他都沒有拒絕，但也沒有越線。
他收煙、收酒、收土特產，但不收錢、不收貴金屬、不收房產。
他幫人辦事，但都是「順便」辦——「順便」調一個幹部，「順便」撥一批物資，「順便」簽一個字。
他不留痕跡，不寫條子，不見面不打招呼。
他坐在辦公室里，等著別人來找他。
來找他的人知道該怎麼做。
不該做的人，不會來找他。
這就是他的「分寸」。
他知道分寸在哪裡。
他也知道越線的後果是什麼。
所以他一直卡在分寸以內，不越雷池一步。
但分寸這種東西，是會變的。
約阿希姆自己也知道，他的位置越穩，來找他的人就越多。
來找他的人越多，他能辦的事就越大。
他能辦的事越大，他欠的東西就越多。
這種東西欠多了，早晚要還。
他開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裡翻來覆去地想——今天誰找了他，誰給他送了東西，誰托他辦了事。
他記不清楚了。
有些事是幾個月前辦的，有些事是去年辦的。
他的筆記本里夾著幾張紙條，是那些找他辦事的人留的。
他有時候會翻開看一眼，然後合上。
他不確定這些紙條留著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
他想過把紙條燒掉，但又捨不得——那是人情，是關係，是以後的籌碼。
他把紙條塞回筆記本里，把筆記本塞回抽屜里，把抽屜鎖上。
然後躺在床上，繼續失眠。
他的岳父弗里德里希·施特恩還活著，老丈人身體不好，住在埃森的老房子裡。
約阿希姆每個月去看他一次，帶點水果和糕點。
弗里德里希每次見到他，都會問一句——「你最近沒幹壞事吧？」約阿希姆說沒有。
弗里德里希看著他，看幾秒鐘，然後點點頭，說一句——「那就好。」
約阿希姆不知道岳父信不信。
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他知道自己走在一條線上。
線的左邊是「正常工作」，線的右邊是「以權謀私」。
他覺得自己還在左邊。
但他不確定。
他不確定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條「線」。
他只見過別人被劃到線右邊之後的下場。
那些下場讓他害怕。
所以他把腳步放得很輕，很慢。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都試探著踩。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空。
他只知道一件事——只要岳父還活著，他就有保護傘。
岳父的名字就是他的護身符。
等岳父不在了呢？
他不敢想。
他把這個念頭從腦子裡趕出去，翻個身，閉上眼。
夜深了，窗外的柏林一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