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張徽絳根本沒有停下來。
第二天，她又交了一篇稿子。
《榕城春雨》。
還是沒有回應王伯韜，沒有提《傾國之戀》，甚至沒有解釋自己為什麼知道南洋。
她只是寫雨。
寫雨水順著屋檐一滴一滴落下來，寫青石板被洗得發亮，寫雨幕里的木樓，寫撐傘匆匆趕路的婦人，寫蹲在屋檐下等客的車夫，也寫雨停之後，從街邊廚房裡慢慢飄出來的柴火香。
文章並不長，卻沒有半點急於證明自己的意思，反而像一個站在窗前看雨的人，耐心地等著一滴水落下，再等下一滴。
第三天，是《閩江船影》。
第四天，是《茉莉花茶》。
第五天，是《南后街的午後》。
第六天，是《榕樹下》。
第七天，是《城南龍舟》。
一篇接著一篇。
最開始，讀者還帶著幾分看熱鬧的心思，想看看這個十六歲的「張先生」究竟準備怎麼回應王伯韜，可看著看著，大家卻發現，張徽絳根本沒有回應。
她甚至像是完全忘了那場爭論。
別人吵得面紅耳赤，她在寫一場春雨；別人忙著替她辯護，她在寫閩江上緩緩駛過的烏篷船；有人在報紙上指責她「來歷不明」，她卻在琢磨一壺茉莉花茶究竟應該用多少水，茶葉泡到第幾遍的時候香氣最好。
這種態度，反倒讓整件事情變得有些奇妙。
七天之後，《榕城旅居筆記》竟漸漸成了《林北民國日報》副刊最受歡迎的欄目之一。
每天清晨，報紙剛送到街頭，便有人專門讓孩子去報攤排隊，只為了看看張徽絳今天又寫了什麼。
報館收到的讀者來信也越來越多，甚至開始有人一本正經地給她指定題目。
「張先生，能否寫寫西禪古寺？」
「張先生，鼓山的霧，您什麼時候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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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我們家巷子裡的那口老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您若是有空，不妨來看看。」
甚至還有一個讀者在信里寫得格外認真：「張先生，能不能寫寫我們家巷子？我們巷子裡也有一隻貓，比您文章里的那隻還胖。」
編輯看到這封信的時候，足足笑了半天。
笑完之後，他卻忽然安靜下來，盯著那封信看了許久。
一個十六歲的少女，竟然真的開始讓整座福州城等著她寫下一篇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已經不再等她回應王伯韜了。
他們是在等張徽絳。
這兩者看起來只是差了兩個字，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
第十天。
王伯韜終於坐不住了，他在另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短的聲明，措辭已經比最初柔和了許多。
他承認《榕城旅居筆記》「寫榕城風物，細膩真切，頗有過人之處」，同時表示，對於《傾國之戀》中涉及的南洋風物，他依舊保留疑慮，但「既有此等文字在前，亦不願再作無謂爭辯」。
最後只留下了一句：
「文壇有幸，得見少年英才，余亦樂見其成。」
可已經沒有多少人在意了。
因為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這場爭論其實已經結束。
不是誰把誰罵輸了，也不是林語堂站出來替張徽絳說了什麼，更不是報社替她做了多少宣傳。
而是張徽絳用自己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把那道質疑拆得乾乾淨淨。
她甚至沒有正面回答王伯韜。
她只是寫。
寫榕城，寫她真正看見的人間。
至於南洋究竟是不是她親眼見過，到了這個時候，反而已經不再重要。
因為一個真正的作者，最終能夠證明自己的，從來不是履歷，而是文字。
這場原本由質疑引起的風波，竟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個少女真正走進文壇的起點。
而此時的張徽絳對此卻沒有太大的感覺。她每天照舊背著劍出門，照舊去街上閒逛，照舊觀察那些不起眼的人和事，回到客棧之後便鋪紙磨墨。
只是，這個年代哪有這麼多歲月靜好。
她寫閩江，見過被稅卡打斷腿的船工；寫南后街，見過孩子被強拉去當挑夫的婦人；寫榕樹下，見過被強收護商費的貨郎；寫龍舟，見過失去哥哥之後一個人孤零零站在岸邊的少年……
而這些不幸的背後，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兩個名字：陸光國、陸興榮兄弟。
陸光國是閩北的土皇帝，手下擁兵數千，盤踞尤溪、南平一帶，省府的政令到了尤溪以南，往往要打個折扣。
陸興榮是他胞弟，暫編第二師某旅旅長，兼閩北稅捐督辦，專管設卡收稅、征夫拉伕。
張徽絳在寫《榕城旅居筆記》的那些日子裡，不止一次在茶館裡、在碼頭邊、在魚丸湯攤子前聽到陸興榮的名字。
他設卡抽「木板捐」「人頭捐」，私鑄劣質銀毫髮給士兵和民夫。
他強征十三四歲的少年當勤務兵，不從的就捆在碼頭上示眾，任由日頭暴曬、蚊蟲叮咬。
有人去稅卡要人，被打斷了腿扔出來，躺在路邊嚎了一整夜才有人敢去抬。
張徽絳聽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手裡的筆停了很久。
她忽然明白，自己這段時間一直在寫一座城。
可是，如果她只寫它的雨、花貓、茶香和夕陽，卻故意避開那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那麼她寫下的究竟還是不是這座城？
於是，她第一次嘗試把這些事情寫進《榕城旅居筆記》。
她沒有點名，只寫「閩北某部」，寫「某處稅卡」，寫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被征去之後再沒有回來，寫一個船工為了幾塊銀毫丟掉一條腿。
稿子送到編輯手裡不過半個時辰，編輯的臉色便變了。
當天夜裡，他甚至親自敲開了張徽絳的房門：
「張先生，這篇稿子……我不能發。」
張徽絳看著他，沒有說話。
編輯壓低聲音，額頭上已經滲出了汗：
「您寫貓、寫雨、寫榕樹，怎麼寫都行，您就是把整條南后街寫進去，我都敢替您登。可這幾段不行。」
「為什麼？」
編輯苦笑了一聲：
「因為您寫的是他們。」
張徽絳沉默了片刻。
編輯把稿紙重新塞回她手裡，聲音壓得更低：
「您不知道那些人的手有多長。真把這篇登出去，明天報館還在不在都不好說。至於您……我勸您還是趁早離開榕城。」
「連文章都不敢發，還辦什麼報？」
張徽絳問得很平靜。
編輯苦笑：
「報紙也要活，人也要活。有時候，活著本身就是本事。」
張徽絳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接過稿紙，把它壓在箱底。
日子照常過著，她照常寫那些能發的文章，只是她心裡清楚，有些東西已經堵在那裡了，遲早要找一個出口。
而就在這時，新的風波又來了，又有人在報紙上罵張徽絳了。
這一次的人，來頭可比王伯韜大得多。
甚至可以說，在如今的文壇上，沒有幾個人願意輕易面對他的筆鋒。
正是那位號稱「民國第一噴子」的魯迅。
論罵人，魯迅是真正的大夏文壇第一毒舌。
他不靠髒話，不靠撒潑，單憑一支筆，就能把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林語堂倡導幽默閒適，他批他「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
徐志摩說世間萬物皆是音樂，他反諷「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
罵顧頡剛從不提名，只稱「鼻公」「赤鼻」，後來索性在小說里把他寫成鳥頭先生；
罵梁實秋，他說他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罵陳西瀅，他說他「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
被他罵過的人，有的氣得跳腳，有的沉默終生，有的至今還在教科書里當著反面教材。
而現在，輪到了張徽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