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隨州回到省城已經是深夜了。
沙瑞金沒有直接回家，讓司機把車停在省委大院門口，一個人走了進去。
院子裡的路燈還亮著，把那條他走了無數遍的青石板路照得一片昏黃。
那棵老銀杏在夜風裡輕輕地搖著，葉片嘩嘩地響，像是在跟他說什麼，又像是什麼也沒說，
只是自顧自地搖著。
他在樹下站了一會兒，仰頭看著那些密密匝匝的葉子。
葉子被路燈的光照得半透明，葉脈一根一根的清清楚楚，像是誰用筆在這片葉子上畫了一張精細的地圖。
他想起林惟民站在這裡的樣子，想起他說過的話。
「這棵樹一百多年了，經歷過多少風雨、多少變革，還是站在那裡，一年一年地發芽、長葉、結果。
我們做工作也要有這種韌勁。不爭一時之快，不圖一時之名。
扎紮實實，把根基打牢，把制度建好，把人帶好。
十年二十年後回頭看，漢東比現在更好，那就夠了。」
那時候他站在旁邊聽著，覺得這些話很有道理，但那種「有道理」是聽在耳朵里的，不是長在心裡的。
今天站在這裡，他忽然明白了。
林惟民說的不是樹，是人。
不是讓樹怎麼長，是讓人怎麼活。
不是教他怎麼做事，是教他怎麼做人。
第二天一早，沙瑞金把李達康和周明義叫到了辦公室。
兩個人進門的時候，發現沙瑞金面前的桌上攤著好幾份材料，都是關於文化長廊未來發展的調研報告和規劃草案。他幾乎一夜沒睡，把周明義昨天在隨州座談會上說的那些話一條一條地梳理了一遍，把李達康提的那些建議一個一個地斟酌了一番，把林惟民留下的那些筆記一頁一頁地翻了一遍。
他在那些材料的空白處寫滿了批註，有的地方畫了圈，有的地方打了問號，有的地方寫了「可行」，有的地方寫了「再議」。
李達康在那些批註上掃了一眼，字跡有些潦草，但每一筆都很有力，像是在跟誰較勁。
「昨天從隨州回來的路上，我想了一路。
文化長廊的事，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放。
林書記打下了這麼好的基礎，我們不能讓這個基礎在我們手裡生鏽、腐爛、垮掉。
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往上蓋一層，把文化長廊從省級標杆推向國家級標杆，從國家級標杆推向世界級名片。
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是需要我們埋頭苦幹、久久為功、一代一代傳下去的事。」
李達康從公文包里抽出一份連夜趕出來的方案，他把文旅產業基金的初步框架按照沙瑞金昨天提的那幾個問題逐條作了回應。
基金的盤子打算設多大，省里出多少、市縣配套多少、社會資本募集多少，投向哪些領域，退出機制怎麼設計，分成的具體辦法怎麼定，風險怎麼控制、怎麼預警、怎麼處置，每一條都給出了具體的建議和初步的測算依據。
沙瑞金看著那幾頁紙，看得很快，不是不仔細，是他在心裡已經把這些東西翻來覆去過了很多遍。
「達康同志，你這個方案做得很細，看得出來你是下了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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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問你一句，這個基金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
政府主導有政府主導的好處，決策快、執行順、協調方便，但政府主導也有政府主導的問題，行政干預多、市場活力不足、效率可能打折扣。
市場主導效率高、活力足、機制靈活，但市場主導也有市場主導的風險，資本逐利性強、社會效益可能被忽視、老百姓的利益可能被犧牲。
這個平衡點怎麼找、怎麼定、怎麼把握，你想過沒有？」
李達康在那幾頁紙里翻了翻，沒有現成的答案。
他抬起頭看著沙瑞金，沙瑞金也沒有現成的答案，但他知道這個問題必須想清楚、想透、想細。
基金的事不急，可以先研究，先論證，先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但要快，不能研究起來沒完，論證起來沒完，徵求意見起來沒完。
拖久了，黃花菜就涼了，涼了再熱就不好吃了，吃了也傷胃。
周明義把那幾頁紙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眼睛在那幾個數字上停留了很久。
他是搞文化出身的，對基金、資本、回報率這些概念並不陌生，但也談不上精通。
他更關心的是，基金投出去的錢，能不能真正用在文化長廊的發展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非遺的保護和傳承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那些老藝人的培養和扶持上。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文化有文化的規律，這兩者有時候是一致的，有時候是衝突的。
一致的時候好辦，互利共贏，皆大歡喜；
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是資本讓步還是文化妥協？
是犧牲短期利益換取長遠發展，還是為了短期回報犧牲文化品質？
這些問題，不是沙瑞金一個人的問題，不是李達康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他周明義一個人的問題，是需要他們幾個人坐在一起反覆商量、反覆討論、反覆磨合才能找到答案的問題。
沙瑞金把窗簾拉開，讓陽光湧進來，把屋子裡照得亮堂堂的。
他轉過身看著周明義，忽然問了老周一句。
「周廳長，你在文化系統幹了多少年？
從最基層的文化站幹事，到縣文化局，到市文化局，到省文化廳，幾十年了吧？
大半輩子了。
你告訴我，文化長廊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周明義沉默了很久。
他坐在那裡，低著頭，看著自己的手。
那雙手在文化戰線上忙了大半輩子，寫過無數份材料，簽過無數份文件，握過無數雙手，也摸著良心做過無數次決斷。
退休前經手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文化長廊的申報材料。他把那些材料翻來覆去地看了很多遍，把那些數據背得滾瓜爛熟，把那些文字打磨到再難增刪一字。
他知道那是他退休前能送給漢東的最後一份禮物。
「沙書記，文化長廊對我來說，意味著我這輩子沒有白活。
我不是什麼大人物，沒有什麼大本事，一輩子就幹了這一件事。
從曾侯乙墓那個大玻璃盒子還在圖紙上，我就跟著跑；
到它建成開館、評上國家一級博物館，我還在跟著跑。
它是我看著長大的孩子，從一張白紙長到今天這個樣子。
我退休的時候，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留給子孫，但等我老了、走不動了、坐在輪椅上被推著進那個玻璃盒子的時候，我可以指著那些展櫃裡閃閃發光的編鐘對我的孫子說，爺爺當年也在這裡流過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