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賓館的房間窗戶正對泰晤士河，沈逸川已經在這裡住了十一天。每天早晨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推開窗戶，讓海風灌進來，帶著咸腥味和遠處倫敦城的氣息。穆晚秋把早餐端到桌上——麵包、黃油、兩杯紅茶，簡單但溫熱。吳敬中很少出房間，偶爾在大堂坐坐，更多時候一個人躺在床上發呆。
詹姆士幾乎每天都來探望。有時帶著水果，有時帶著當天的報紙，有時只是坐一會兒，喝一杯茶就走了。偶爾他公務繁忙，也會委託朋友代勞，送一些吃的用的過來。沈逸川心裡清楚，這是詹姆士在表達歉意——他親手把這些人請來，卻讓他們困在這間破舊的海濱賓館裡。
第十一天，詹姆士帶來了一位律師。那人四十多歲，瘦高個，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穿著一身剪裁合體的深藍色西裝，手裡提著一隻公文包。他在沈逸川對面坐下，打開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
「沈先生，《懸崖》和《偽裝者》的英文翻譯改編版已經訂下了連載的英文報紙。稿費的事，我想跟您確認一下。」詹姆士的語氣很正式，像是在談一筆重要的生意。
沈逸川接過文件，翻了翻，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條款。他把文件放在桌上，看著詹姆士。「你說。」
詹姆士說：「全部稿費應該歸您。我只是翻譯和改編者，不能分文。這是您的心血，我只是換了種語言把它講出來。律師已經擬好了合同，您簽個字就行。」
沈逸川推辭。「沒有你的翻譯，英國人看不懂。你也出了力，該拿一份。」
詹姆士搖頭，態度堅決。他看著沈逸川的眼睛，目光里有一種不容拒絕的誠懇。「這是我表達歉意的方式。請務必收下。如果不是我，你們本不必來英國，更不必困在這個地方。稿費不多，算是我的一點心意。」
沈逸川沉默了片刻。他看著詹姆士的臉，那張瘦削的臉上有疲憊，有愧疚，還有一種說不清的執著。他終於點了點頭，拿起筆，在合同上簽了自己的名字。「好。我收下了。」
詹姆士鬆了一口氣。
兩部小說英文版見報後，在倫敦文化界引起不小反響。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發了一篇評論，稱讚《偽裝者》是「近年來最激動人心的間諜小說」，《觀察家報》則說《懸崖》「讓人想起毛姆的《英國特工》」。
讀者來信稱讚故事精彩，也有人注意到作者是「被禁止入境的中國人」。一位署名「倫敦老讀者」的信寫道：「我不懂政治，但這本書讓我哭了。無論作者來自哪裡，他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穆晚秋每天為沈逸川讀英文評論。她坐在床邊，手裡拿著報紙，一字一句地翻譯。沈逸川靠在椅子上聽著，時而點頭，時而笑一聲。
「你聽聽這個，」穆晚秋念道，「『詹姆士.邦德（明樓）在樓頂對查理.邦德（明台）說『我還是你大哥』那段，我讀了三遍，每一遍都哭了。』」她放下報紙，看著沈逸川，「你寫得確實好。」
沈逸川說：「文字比護照管用。護照不讓我進去，文字自己進去了。」
穆晚秋笑了。「你倒是會總結。」
十幾位英國文化界人士聯名向政府抗議：為何阻止一位作家入境？為何不讓一個願意說出歷史真相的女人踏上英國的土地？抗議信在報紙上發表，署名的人里有作家、教授、編輯，甚至還有一位前內閣大臣。輿論壓力下，移民局終於鬆動。
第十五天，通知來了。
移民官員站在賓館大堂，手裡拿著一份文件，表情還是那樣公事公辦的嚴肅。
「沈逸川先生、穆晚秋女士，你們可以進入倫敦自由活動了。但吳敬中先生仍不能離開港口，需要繼續等候通知。」
吳敬中坐在大堂的沙發上，聽到這話，臉色沒什麼變化。他好像早就料到了。沈逸川走過去，站在他面前，想說什麼，又咽了回去。吳敬中先開了口，聲音有些沙啞。「你們去吧。我在這兒等著。反正我也習慣了，坐牢都坐過，還怕坐賓館？」
沈逸川看著他花白的頭髮、深陷的眼窩、皺巴巴的襯衫，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東西。這個人曾經是軍統天津站的站長，在天津城裡翻雲覆雨，一句話能讓人生，一句話能讓人死。現在他連這間賓館的門都出不去。
沈逸川說：「保重。」
吳敬中擺了擺手，沒有說話。
走出港口賓館的大門，沈逸川深吸了一口氣。倫敦的空氣比香港冷，帶著煤煙的味道。遠處有雙層巴士駛過，紅色的車身在灰濛濛的天空下格外醒目。穆晚秋挽著他的胳膊，兩個人走在陌生的街道上。
「有權的時候決定別人生死，沒權的時候就是一塊破抹布扔在一邊。」沈逸川說著，腳步不快不慢。「吳敬中當年多風光，天津站站長，說一不二。他讓誰死，誰就得死。他讓誰活，誰就能活。現在呢？他連這間賓館的門都出不去。困在裡面，等著別人施捨。」
穆晚秋沒有說話，只是把胳膊挽得更緊了一些。
沈逸川苦笑了一聲。「其實當年我不也是一樣。在軍統靠邊站，被毛人鳳追殺，全家在香港差點餓死。有權的時候，我是少將；沒權的時候，我連房租都付不起。」他頓了頓，「只是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寫小說，寫劇本，總有人看。他可能這輩子也就這樣了。一個過去時代的影子，在別人的地盤上等著被遺忘。」
穆晚秋握緊了他的手。
沈逸川和穆晚秋入住倫敦一家華人聚集的旅館。旅館在倫敦西區，離海德公園不遠，門口掛著中文招牌，寫著「海天旅館」四個字。老闆是廣東人，姓陳，五十多歲，說話帶著濃重的口音，但待客非常熱情。他給沈逸川夫婦安排了二樓靠街的一間房，窗戶能看到街對面的咖啡館。
「沈先生，您的小說我在香港讀過！」陳老闆操著生硬的國語，眼睛裡閃著光，「《潛伏》！余則成！翠平！我都記得！」
沈逸川笑了笑。「謝謝。」
旅館裡住著不少中國學者。有從大陸來進修的，有從香港來做訪問研究的，也有流亡至此的。大家聽說「李少將」來了，紛紛過來打招呼。走廊里、大堂中、樓梯口，都有人等著跟他說話。
一位戴眼鏡的中年教授擠到前面，手裡拿著一本翻爛了的《偽裝者》單行本。「沈先生，您寫的明樓，到底是軍統還是中共？這個問題我們爭論了很久，您能不能給個準話？」
沈逸川想了想，說：「都是。也都不是。他是一個在那個時代活著的人。」
另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從人群中走出來，手裡拄著一根拐杖。他走到沈逸川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點了點頭。「小說是假的，但裡面的人是真的。明樓、明誠、明台、明鏡——他們不是真有其人，但那個時代確實有很多這樣的人。你寫出來了，我們就記住了。沒人寫，他們就白活了。」
沈逸川朝他微微鞠了一躬。「謝謝您。」
某日下午，沈逸川正在房間裡寫《地下交通站》的新一章。穆晚秋在窗邊看報紙，陽光從玻璃窗照進來，落在她身上，把她的輪廓照得很柔和。門口傳來敲門聲，穆晚秋去開門，詹姆士站在門外，手裡拿著一份文件，面帶喜色。
「沈先生，好消息！」
沈逸川放下筆，站起來。詹姆士把文件遞給他，他接過來，看不懂那些英文，遞給穆晚秋。穆晚秋接過去，讀了幾行，臉色變了——不是驚慌，是驚喜。
「明天，國會將舉行一次答辯。工黨議員爭取到的機會，保守黨不得不讓步。」詹姆士的聲音有些激動，「邀請穆女士和吳先生作為主要證人出席。沈先生，您可以列席。」
沈逸川愣住了。他不是因為能進國會大廈而愣住，是因為——他馬上要見到邱吉爾了。二戰中的三大巨頭：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前兩個已經去世了，羅斯福1945年死於任上，史達林1953年腦溢血去世。邱吉爾是唯一還活著的。這位活著的傳奇，他明天就要見到了。
他在心裡想：穿越前只能在歷史書上看照片的人，明天就要站在他面前了。這個念頭讓他有些恍惚，有些不真實。
穆晚秋看他的表情，問：「你緊張？」
沈逸川回過神，握緊她的手。「有一點。不是怕，是激動。」
穆晚秋笑了。「你見過那麼多大人物，還會激動？」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不知道怎麼跟她說——那些大人物都是在書里見過的，在電影裡見過的，在後世的紀錄片裡見過的。邱吉爾不一樣。這個人是活著的，是真實的，是明天就能站在他面前的。
夜深了，沈逸川站在旅館窗前，看著倫敦的夜景。泰晤士河在月光下閃著銀光，國會大廈的鐘樓清晰可見，大本鐘的指針指向十點。街上行人稀少，偶爾有計程車駛過，紅色的尾燈在黑暗中一閃一閃。
穆晚秋從背後走過來，把手搭在他肩上。「明天就要進國會大廈了。你準備好了嗎？」
沈逸川握住她的手：「我不需要準備，明天作證的是你。你準備好了嗎？」
穆晚秋沉默了一會兒：「我準備好了。二十年了，該說的，不該說的，我都會說。真相是什麼，我就說什麼。」
窗外的風從泰晤士河上吹過來，帶著水汽和涼意。大本鐘敲了十一下，鐘聲在夜空中迴蕩，像是一首古老的歌。沈逸川看著遠處的國會大廈，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期待。他明天要見到邱吉爾了。那個在二戰最黑暗的時候對英國人說要「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人，那個在全世界面前頂住德國狂轟濫炸的人，那個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他要見到了。這感覺，就像寫小說的人見到了自己書里的人物——不真實，但確實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