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還在下，盧布還在跌。
可陸長青的目光已經越過了眼前的風雪，投向了兩年後那場必將到來的財富盛宴。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時間晚上七點三十二分，克里姆林宮的紅旗將降下。
這個日期，陸長青在心裡默念過無數次。
前世他在新聞聯播里看到這一幕的時候，只是一個坐在電視機前的普通人，看完換了台，什麼都沒撈著。
這一世不一樣了。
他手裡攥著兩年來在蘇聯積攢的所有籌碼——匯兌額度、物資渠道、軍方關係、人才名單，還有那些藏在華夏銀行莫斯科代表處地下室里、成箱成箱的私有化證券。
不是政府發的，是周明義的人提前從那些急於套現的蘇聯企業職工手裡收來的。
一張證，幾瓶伏特加就換了。
一九八九年冬天，莫斯科的雪深得沒過膝蓋。
烏拉爾貿易的倉庫區門口停著一輛黑色吉爾轎車，車裡坐著謝爾蓋將軍。
他今天沒穿軍裝，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裹著那副寬大的骨架，像一頭蜷縮在洞穴里的棕熊。
周明義拉開副駕駛的門坐進去，一股熱風夾著煙味和皮革味撲面而來。
謝爾蓋遞給他一個牛皮紙信封，厚墩墩的。
「周，這是你要的東西，莫斯科軍區管轄下十二家軍工企業的內部股改名單，哪家要發券，哪家能收購，哪家是空殼子，都在裡面。」
周明義抽出信封里的文件，厚厚一沓，俄文的，密密麻麻。他看不懂，可他信得過謝爾蓋，不是信得過這個人，是信得過這個人拿了五成的利潤，比誰都怕烏拉爾貿易出事。
「謝爾蓋將軍，接下來兩年，我們會大量收購私有化證券。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幫我們開條子，哪家企業能買，哪家企業不能買，你說了算。」
謝爾蓋把菸蒂掐滅在車載菸灰缸里，火星子在黑暗中閃了一下，滅了。
「周，你們中國人有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很喜歡，可你們吃相不能太難看，留點湯給莫斯科的本土寡頭，否則我也保不住你們。」
周明義點了點頭，把信封塞進公文包，拉好拉鏈。
謝爾蓋忽然問了一句：「你們的老闆，陸先生，他是不是能預知未來？」
周明義愣了一下：「為什麼這麼問？」
謝爾蓋搖了搖頭，沒有回答，發動了汽車。
黑色的吉爾轎車駛出倉庫區，尾燈在雪幕中拉出兩條模糊的紅線，漸漸消失在白茫茫的夜色里。
一九九零年春天，蘇聯的私有化證券法案還在最高蘇維埃吵得不可開交，可嗅覺靈敏的人已經開始布局了。
華夏銀行莫斯科代表處的會議室里，周明義召集了一場小範圍的碰頭會。
參會的不止長青的人，還有何先生的經理、婁半城的代表、鄭先生和姚先生的合伙人，連霍先生在莫斯科的合伙人都派了一個翻譯過來旁聽。
周明義站在白板前面，用馬克筆畫了一個圓圈，裡面寫著「私有化證券」幾個大字。
「這個東西，最晚後年就會發到每個蘇聯公民手裡，每人一張，面值一萬盧布，蘇聯政府的意思是全民持股，把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可老百姓不懂股票，拿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換成錢，或者換成伏特加。」
他轉身看著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的任務，就是把老百姓手裡這些證券收過來，用現金收，用物資換，用美元買，什麼手段都行，越快越好，收到之後，用來參與國有企業的拍賣。石油、天然氣、礦產、冶金、軍工，哪個值錢拍哪個。」
何先生的經理舉手問了一句：「周總，老百姓要是不賣呢？」
周明義笑了。
「不賣？蘇聯的通貨膨脹率今年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十，明年會更高。一萬盧布的證券，今天還能買一台電視，明年就只能買一條麵包，老百姓不傻，他們會賣的。」
鄭先生的合伙人又問：「拍賣的時候，本地寡頭會不會跟我們搶？」
周明義說一定會搶。
所以我們不只是要證券，還要有軍方背景、政府關係、銀行渠道。這些東西，謝爾蓋會幫我們擺平 ，他拿五成，不是白拿的。
婁半城的代表最後一個提問，聲音不大，可問到了點子上。
「周總，證券收了，企業拍了，然後呢？誰來經營？蘇聯人都快餓死了，哪有能力管好這些企業？」
周明義看了他一眼，說了一句讓所有人安靜下來的話。
「我們不經營，我們拿的是礦，不是工廠，蘇聯最有價值的東西在地底下，石油、天然氣、鑽石、黃金、鉑金。這些東西挖出來就能賣錢，不需要經營，至於那些軍工企業，技術我們拿走，人才我們挖走，工廠和地皮能賣就賣，賣不掉就放著。」
會議室里安靜了足足五秒鐘。
何先生的經理第一個鼓掌。
接著是鄭先生的合伙人，然後是婁半城的代表，最後所有人都鼓起了掌。
掌聲不大，可很堅定。
一九九一年初，蘇聯的局勢已經爛到了骨子裡。
商店的貨架上連麵包都開始限量供應了，莫斯科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買到四百克黑麵包，排隊的隊伍從凌晨三點就開始蜿蜒。
老百姓的情緒從不滿變成了憤怒，從憤怒變成了絕望。
而絕望，是收購證券最好的催化劑。
烏拉爾貿易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明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十幾個城市設立了證券收購點。每個收購點都掛著顯眼的俄語招牌，上面寫著「高價收購私有化證券，現金交易，當場付款」。
周明義從國內印了一百萬份傳單，雇了五百個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滿大街地發。
傳單上的內容簡單粗暴——一萬盧布的證券，換十箱方便麵、兩條煙、一瓶二鍋頭，或者五百美金。
按當時的黑市匯率，一萬盧布大概能換到一百到一百五十美金，烏拉爾貿易開出的五百美金，溢價了三到五倍。
老百姓不傻，拿到傳單的第一反應是上當。
可當一個鄰居拿著一沓美金買走了他家對面那棟樓里一個老工人的證券之後，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莫斯科第一個證券收購點開業的頭一天，只收到了七張證券。
第二天，收到了四十三張。
第三天，三百二十一張。
第五天，排隊的人從收購點門口一直排到了街角的電車站。有人在雪地里站了三個小時，腳凍得沒了知覺，可手裡那張證券攥得緊緊的，生怕弄丟了換不成錢。
周明義站在收購點的二樓窗戶後面，看著樓下那條蜿蜒的人龍，心裡五味雜陳。
這些人里，有退休的老工人，有戴著眼鏡的大學教授，有穿著破軍裝的退伍老兵，有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他們排著隊，把自己手裡唯一值錢的東西賣掉，換成美金、換成物資、換成能活命的東西。
他們不知道，那張被他們當成累贅的證券，在幾年後將會值多少錢。
可周明義知道。
就算不知道，他也得收。
因為他不收，美國人會收，德國人會收，那些正在莫斯科暗中活動的西方資本代理人，早就盯上了這塊肥肉。
陸長青在電話里跟他說過一句話：「明義，你記住，我們在蘇聯不是在賺錢，是在搶時間。誰動作快，誰就能搶到最大的那塊，動作慢的，連湯都喝不上。」
周明義的動作很快。
到了一九九一年秋天，烏拉爾貿易和華夏會成員們手裡的私有化證券已經堆滿了三個銀行保險庫。
具體的數字只有周明義和陸長青知道，可何先生的經理私下估算過，光是何家名下的證券，按面值折算就超過了兩億盧布。收購成本呢？不到兩百萬美金。
百倍的槓桿。
可證券只是門票，真正的重頭戲是拍賣。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蘇聯最大的石油企業之一——尤甘斯克石油公司的股權拍賣，在莫斯科的一家酒店裡舉行。
拍賣會不對外開放，只有收到邀請的買家才能入場，周明義手裡拿著謝爾蓋幫他弄到的請柬，坐在酒店的宴會廳里，周圍是十幾個西裝革履的競拍者。
有美國人，有德國人，有法國人，還有幾個看起來像是本地寡頭的俄羅斯人。
尤甘斯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權，起拍價五百萬美金。
美國人第一個舉牌，五百五十萬。
德國人緊跟，六百萬。
俄羅斯本地寡頭舉牌，七百萬。
周明義沒有急著舉牌，他等著價格一路飆升到一千二百萬的時候，才慢悠悠地舉起手裡的號牌。
「兩千萬。」
宴會廳里安靜了一瞬。
所有人都扭頭看著他。一個東方面孔，穿著深灰色西裝，操著一口帶口音的俄語，舉牌的姿勢像在菜市場買菜。
美國人舉牌，兩千一百萬。
德國人舉牌，兩千兩百萬。
周明義第二次舉牌：「三千萬。」
宴會廳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涼氣。
三千萬美金，買一家正在崩潰的國家的石油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權，這個價格在西方人眼裡簡直是瘋了，可周明義心裡清楚，尤甘斯克石油公司的儲量超過兩百億桶，三千萬美金拿百分之三十，每桶儲量的成本不到半分錢。
這不是買，是搶。
美國人放棄了。
德國人放棄了。
俄羅斯本地寡頭的臉色鐵青，可他的錢沒有周明義多。
最終，周明義以三千兩百萬美金的價格，拿下了尤甘斯克石油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權。
簽字的筆是周明義自帶的，一支黑色的英雄牌鋼筆，筆尖順滑得在紙面上幾乎感覺不到阻力。他簽下「長青集團」四個字的時候，手沒有抖，可他的心跳快得像是要從胸腔里蹦出來。
他不知道的是，坐在宴會廳角落裡一個戴著金絲眼鏡的中年人，從拍賣會開始到結束，一句話都沒說，全程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這個人叫米哈伊爾，是俄羅斯一家新興投資銀行的合伙人。他不是來競拍的，是來看人的。看誰在買，買什麼，用多少錢買。
拍賣會結束後，米哈伊爾走到周明義面前，遞上一張名片。
「周先生，恭喜，有機會的話，我想見見您的老闆。」
周明義接過名片，笑了笑，說了一句「有機會再說」，轉身走了。
尤甘斯克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的兩個月里，烏拉爾貿易又以長青集團及其離岸公司的名義，連續拿下了西伯利亞三家油田的股權、兩個天然氣田的開採權、一個銅鎳礦的控股權，以及位於莫斯科郊區的一家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全部資產。
這些資產的總收購成本，不到一億美金。
而它們在正常市場條件下的估值，至少是這個數字的一百倍。
華夏會的理事們也沒有閒著。
何先生用手中的證券，換來了列寧格勒一家造船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權，以及一個港口碼頭的長期租賃權。
婁半城則盯上了西伯利亞的金礦。他用盧布和黃金換來的證券，聯合了幾家俄羅斯本地的合作夥伴，拿下了兩個砂金礦的開採權。
鄭先生和姚先生合夥收購了一家鈦鎂聯合企業。蘇聯的鈦合金技術世界領先，這家企業生產的鈦材，主要用於航空工業和潛艇製造。
鄭先生不懂技術，可他懂市場——這些鈦材運到歐洲或者日本，價格翻五倍都不止。
霍先生沒有參與拍賣。他依然堅持以貨易貨的路線，用輕工業品換化肥和木材，穩穩噹噹地賺著差價。
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趁機買點便宜資產，霍先生笑了笑，說了一句「我這輩子不欠錢，也不貪便宜」。
只有陸長青知道，霍先生不是不貪，是他看不上這些小錢。
霍先生手裡的化肥和木材，通過他的渠道賣給國內的農業部門和建築公司，利潤率不比石油低，而且風險小得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莫斯科。
距離蘇聯紅旗降下還有五天。
烏拉爾貿易的倉庫區里燈火通明，工人們正在加班加點地裝卸貨物。這是聖誕節前的最後一批貨，也是蘇聯這個國家還存在的最後一批貨。
周明義站在倉庫門口，手裡拿著一份傳真。
傳真是從香港發來的，上面只有一行字，是陸長青的手寫體。
「明義，五天之後蘇聯就不存在了，可生意還在，人還在，技術還在，礦還在，我們這兩年在莫斯科做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蘇聯，是為了長青的三十年。」
周明義把傳真折好，放進上衣內袋。
口袋的位置靠近心臟，紙張的溫度被體溫捂熱了，貼在胸口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踏實感。
遠處的克里姆林宮尖頂上，紅旗還在飄揚。
可他閉上眼睛，已經能看到五天後的那個畫面了。
紅旗落下來。
新的旗幟升上去。
舊的秩序崩塌，新的財富誕生。
陸長青說過，這不是賭，是撿。
可周明義覺得，這不光是撿，還是跑。
跑在所有人前面，跑在時間前面，跑在歷史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