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五日。星期天。
薩科齊在巴黎召集的四國峰會成為歐洲人關注的焦點。他們終於開始認真面對自己後院裡正在燃燒的大火。
大西洋的這一邊也一樣，因為情況沒有一絲好轉。
TARP法案通過了整整一周。華盛頓的政客們曾經以為，七千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至少能像一針強心劑一樣，暫時穩住市場的信心，至少能穩住幾天。
但市場用最殘酷的方式告訴他們：你們搞錯了。
公眾的注意力，在短暫地被那場關於「契約精神」「油價殺手」和法國總統咆哮的熱鬧吸引之後，被迫回到了那個更本質、也更令人窒息的問題上——
法案通過了，錢批下來了，為什麼什麼都沒變？
答案，其實早就有人給出了。
早在九月下旬，當TARP法案還在國會裡被爭論的時候，道格拉斯·戴蒙德、阿尼爾·卡什亞普、拉古拉姆·拉詹等一批研究銀行與金融體系的經濟學家，就已經公開提出了一個不同的思路：
與其把數千億美元花在收購那些沒人說得清值多少錢的壞資產上，不如讓政府直接向銀行注入資本。
九月底，格倫·哈伯德，小布希政府的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也直言問題的根本在於銀行缺乏資本，政府購買優先股，是比收購問題資產更直接、也更有效的辦法。
索羅斯說得更加露骨：政府與其替銀行接走壞帳，不如直接資本化這些機構。
這些都不是無名之輩的空談。戴蒙德是研究銀行擠兌的權威，拉詹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哈伯德剛剛離開共和黨政府不久。
但這些聲音，始終停留在大學教室、報紙的評論版和金融政策圈裡。
在華盛頓的權力走廊中，很少有真正掌握權力的人願意把「財政部拿納稅人的錢買下銀行的股份」這句話公開說出口。
因為只要換一個說法，它就會立刻變成另一個問題：
政府要不要「國有化」銀行？
那太容易讓任何一個民選政治人物沾上一身洗不掉的污水。
於是，在公開場合，人們仍舊談論「清理問題資產」「恢復市場定價」和「讓市場重新運轉」。這些詞足夠專業，足夠中性，也足夠安全。至於那個更直接的辦法，人人都看得見，卻仿佛誰也不願意第一個伸手去碰。
這就是美國公眾面對的現實：法案通過了，但錢卡在了管道里。
華盛頓知道還有別的辦法。
但沒人願意先說。
而約翰·麥凱恩，正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城裡，面對幾百個憤怒而絕望的選民。
伊利市的那場Town Hall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
問題五花八門——醫保改革、退伍軍人權益、能源政策、伊拉克撤軍時間表。
但不管問題表面上是關於什麼的，麥凱恩坐在那裡，看著一張張從座位上站起來的臉，很快就意識到，所有問題後面藏著的其實是同一種東西。
恐懼，或者說不安。
他們發現自己的生活正在失控，而掌管這個國家的那些人似乎束手無策。
一個人擔心自己的退休帳戶。
一個人擔心公司裁員。
一個人擔心銀行突然收回貸款。
他們問醫保，問油價，問戰爭，問華爾街，真正想知道的卻是同一件事：
到底還有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
當一個失業的鋼鐵工人站起來問：「參議員，TARP法案通過一周了，為什麼我的401(k)還在跌？」時，麥凱恩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給出了他在過去兩周里已經重複了無數遍的答案——
「我們需要給法案時間來生效。財政部正在制定資產購買的具體方案。政府不會放任這場危機繼續惡化。」
話說出口的時候，他甚至沒有覺得哪裡不對。
那套答案太熟練了，熟練到幾乎不需要經過思考。
主持人已經準備叫下一位提問者，那個鋼鐵工人也點了一下頭，重新坐回座位。
麥凱恩卻還看著他，看著那個人低頭整理自己膝蓋上的外套，突然意識到，他剛才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財政部確實正在制定方案。
法案也確實需要時間。
政府當然不會公開宣布自己準備放任危機繼續惡化。
沒有一句是假話。
可也正因為如此，那幾句話才讓他胃裡泛起一陣酸澀。
因為他比誰都清楚，一個政客最方便的逃避，並不是撒謊。
而是只說那些永遠不會錯、卻什麼也沒有真正回答的話。
那個男人問的是：為什麼我的錢還在消失？
而他回答的是：政府正在努力。
兩句話之間隔著多遠，他心裡比誰都明白。
他知道那些經濟學家說的是對的。
至少，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對的。
「直接注資」或許才是真正有效的出路。政府也許最終必須繞過那些根本無法定價的壞資產，直接向銀行補充資本。
他甚至在幾天前才下定決心，不再按照幕僚寫好的劇本走，不再每次到了真正危險的地方，就本能地退回那些經過民調、經過律師、經過競選顧問反覆檢查的安全措辭里。
可當他真正坐在台上，面對著幾百雙眼睛的時候，二十六年參議院生涯鍛造出來的肌肉記憶，還是在他意識到之前接管了他。
安全的措辭。
模稜兩可的承諾。
不把任何一扇門徹底關上，也絕不主動走進任何一扇可能惹來麻煩的門。
他剛剛又做了一次。
而最令他難受的，是那幾百個人里不會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只會覺得，這又是一個政治人物給出的正常答案。
也許那個鋼鐵工人甚至不會真的責怪他。
這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糟。
兩小時後，麥凱恩走出社區中心的後門。
十月初的賓夕法尼亞，傍晚的風已經帶上了冬天的涼意。後門外等著一群記者，他們顯然已經守了很久，在寒風裡跺著腳。麥凱恩剛出現，幾支話筒立刻越過前面的人遞了過來。
他的新聞秘書南希上前半步，試圖護著他快速走向停在路邊的黑色SUV。
「參議員！」
一個記者的聲音從人群里穿了出來，「市場還在暴跌，很多專家都在說TARP法案的設計有根本性問題——」
「參議員今天后面還有行程——」南希試圖擋住。
但另一個聲音很快壓過了她：「參議員，有專家說政府直接向銀行注資是更有效的辦法，但保爾森部長似乎不敢這麼做。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麥凱恩的腳步停了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多尖銳，甚至完全在預案之中，有一整套標準話術可以應付。他聽過比這更刁鑽一百倍的問題。
戴維斯已經走到他身邊。
「參議員，我們該上車了。」
他說得很輕，意思卻很清楚——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上車。
走人。
下一站還有活動。
麥凱恩看了戴維斯一眼，又看向停在幾步之外的那輛黑色SUV。
司機已經把車門打開。車裡溫暖、安全，沒有鏡頭，沒有伸到臉前的話筒，也沒有一個可能在十分鐘後被剪進晚間新聞的問題。
只要再走幾步，他就能坐進去。
南希會留下處理記者，戴維斯會在車裡告訴他接下來的行程，而他可以把這個問題留給下一次，留給一個準備得更充分、更適合表態的場合。
比如周二的辯論。
到那時團隊可以提前推演，經濟顧問可以把每一種方案的利弊整理成幾頁紙，新聞組可以測試措辭，甚至可以提前猜到歐巴馬最可能從哪個角度發動攻擊。
這很合理，甚至可以說，這才是一個總統候選人應該做的事。
然後他想起了兩個小時前那個鋼鐵工人坐回座位時的眼神。
那沒有憤怒，但麥凱恩想他應該是失望的，「我知道你不會真正回答」的失望。
麥凱恩忽然意識到，自己又在替自己尋找下一次。
下一次再說。
等準備好了再說。
等場合合適了再說。
等不會犯錯的時候再說。
幾天前，在辦公室里，他對著那份文件夾說過：「選民有權知道我是誰。哪怕他們知道之後，選擇不投給我。」
那句話當時說得很好聽。
好聽到連他自己都信了。
可如果所謂「做回自己」，也必須等到風險被幕僚計算清楚、措辭被反覆推敲、所有可能的攻擊都提前準備好回應之後才敢發生，那麼三天前那個深夜裡的決定，到底算什麼？
一個人在沒人看見的時候對著牆壁發誓，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有人把話筒遞到你面前的時候，你還認不認那句話。
麥凱恩已經走到了車門旁邊，戴維斯的手還扶著門，再往前一步，他就可以結束這一切。
但麥凱恩沒有上車。
他停下，然後轉過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