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兩個小時後，陸澤就收到了一份關於大摩機構經紀部起草、律所初步審查過的總收益互換（TRS）標準主協議，他大致翻了翻，腦海中想的是這個工具的妙用。
從某種意義上，如果你是穿越者，並且能夠和投行做TRS，那麼它簡直是一個完美的看多工具。
它可以提供五倍甚至十倍的槓桿，並且在未來聯儲實行零利率後，陸澤可以把利息壓得非常低。於是乎五十億可以當幾百億去買入那些大型的標的，比如蘋果或者谷歌之類。
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被短期下跌干爆倉。
這樣想著，陸澤合上文件，又翻開另幾摞企業的資料。
對於陸澤來說，這個周五和往常並沒有太大區別，是安靜的、平平無奇的一天。
但在兩百多英里外的華盛頓特區，這幾天大概會是今年最嘈雜、最熱鬧、也是氣氛最詭異的幾天。
因為全人類現代金融體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權力最集中、也最絕望的一次物理聚合，正在特區憲法大道與賓夕法尼亞大道之間的幾個街區里無聲地上演。
每年十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年會都會把全世界管錢的人聚到華盛頓來。
兩家機構的總部就在十九街兩側，隔街相望，中間那片幾個街區的範圍，在這一周里會變成全球金融權力的物理中心。
一百八十多個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副手和技術團隊，加上國際金融協會（IIF）同期召開的年度會員大會（這是全球大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機構和主權基金的行業組織）兩條人流在同一個街區里交匯。
正式議程通常是沉悶的。一場接一場的全會、委員會會議、新聞發布會，講稿事先寫好，措辭由各國代表團來回斟酌過十幾遍，最後形成一份誰都不會反對、也誰都不會認真執行的公報。
真正的內容從來不在議程上。
它在威拉德酒店和四季酒店的套房裡，在雙邊會談那四十五分鐘的窗口裡，在晚宴上換座位時的兩分鐘閒聊里。
一個財長在華盛頓待四天，官方活動占三成，剩下七成是跑場——一天五六場閉門會，和十幾個國家的同行、幾十家大機構的負責人握手、交換判斷、互相摸底。
在以往的年會上，這些掌管著全球流動性閘門的人通常穿著考究的定製西裝，在威斯汀或者麗思卡爾頓的宴會廳里端著香檳，用晦澀優雅的外交詞令討論著貧困削減、匯率微調與多邊貿易協定。
可惜在2008年10月的這個星期五，沒有人有心思去碰那些昂貴的起泡酒。
......
財政部主樓三樓的會議室里，窗簾拉了一半，兩名特勤局特工面無表情地守在兩側。
厚重的紅木雙開門緊緊閉合，將走廊里急促的皮鞋腳步聲徹底隔絕在外面。
下午兩點，七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始。
漢克·保爾森坐在長桌一端，面前攤著一份會前準備好的要點清單。他已經不知道多少天沒有睡夠六個小時了，眼睛底下有兩道很明顯的陰影。
他身邊坐著本·伯南克。再往下是七國的財長、央行行長和各自的副手。桌上的名牌、礦泉水、筆記本擺得整整齊齊，和過去二十年每一次G7會議沒什麼區別。
但這次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那種凝重而憂慮的神色。
通常這種會議的頭半個小時，用於各國輪流陳述自己國內的經濟狀況。那是一套儀式，大家一邊聽一邊看自己的文件。
今天這套儀式並沒有如期運作，因為大家知道那些沒有意義。
率先發言的是英國財政大臣阿利斯泰爾·達林。
他沒有念稿子，而是看了一圈，開口第一句話是：「我們周一已經做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市場的反應。」
然後他把英國方案的三個部分又說了一遍——流動性支持，資本重組，英鎊債務擔保。
「我必須坦率地說，」
達林看向保爾森的方向。
「英國做出了資本注入的決定，這個決定在我們國內是極度不受歡迎的。而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七國集團里只有一個國家這麼做，資金只會從其他地方流向我們，或者反過來，我們會被所有人當成唯一一個承認自己銀行撐不住的國家。」
他停頓了一下以示加重。
「這兩種結果我都不希望發生。」
這句話的意思，桌上每個人都聽懂了。
英國人在問：你們到底跟不跟？
接下來的四十分鐘，會議完全脫離了議程。
德國財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說，德國正在處理Hypo，正在考慮一項全國性的銀行穩定基金，但他必須提醒在座的人，德國的聯邦制結構和儲蓄銀行體系決定了德國不可能照搬英國的做法。
他同時提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
「如果英國為銀行的新發債務提供國家擔保，而德國沒有，」施泰因布呂克推了推眼鏡，「那麼下個星期，德國銀行在批發融資市場上還借得到錢嗎？」
大夥都沒有回答，因為答案是顯然的。
一旦有一個國家為本國銀行的債務提供主權擔保，那麼所有沒有擔保的國家的銀行，在融資市場上就會立刻被重新定價——因為它們沒有國家在後面站著，風險自然上升。
這就是擔保的傳染性。它不是一國的政策，而是一場所有人都被迫參加的競賽。
法國財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著說話。她提到了愛爾蘭政府對本國六家銀行的全部存款和債務提供了無限期、無上限的，總額相當於愛爾蘭GDP的兩倍多的國家擔保的決定。
這個決定在歐洲內部引起了巨大的憤怒，因為它在一夜之間把其他國家的存款吸向了都柏林。
「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框架。」
拉加德說，「否則每一個單獨的決定，都會傷害到其他所有人。」
但這顯然存在一些問題，因為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大不相同，因此能不能擔保、怎麼擔保，並不是一件容易協調的玩意。
日本和加拿大的代表相對沉默。義大利財長提了一句關於協調的原則性意見。
然後，達林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直接對著保爾森問的，而且問得很直接。
「漢克，我想請你明確一件事。在雷曼之後，美國政府是否還會允許任何一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破產?」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鐘。
保爾森放下了手裡的筆。
他知道這個問題必然會被問到。
從周四下午到現在，已經有四個人用不同的方式問過他同一件事。有的包裝成技術性詢問，有的包裝成對市場預期的擔憂，達林是最直接的。
雷曼只是那個例證，確切而言，他們問的是：
美國政府的底線到底在哪裡，以及你們能否有能力履行你們說的話。
雷曼倒下之後的三周，全球所有的信用定價模型都加上了一個新的變量——政府救助的不確定性。
而這個變量，是美國在九月的那個早上親手加進去的。
「我們不會再讓另一家系統重要機構以那種方式倒掉。」保爾森說。
他選的措辭很謹慎。他沒有說「不會讓任何機構倒掉」，他說的是「不會以那種方式」。
「但我也必須說清楚，」
他接著說，「九月的那一周，財政部和美聯儲手裡沒有合法的工具去阻止它。我們沒有解決機制，沒有權限向一家非銀行機構注入資本，也找不到任何一個願意接手的買家。」
保爾森看了一眼達林。如果英國那時候沒有攔著巴克萊銀行的收購，說不定情況會不一樣呢？
「所以那不是一個選擇，那是一個沒有選項的局面。」
「現在呢？」達林沒有接他的小眼神。
「現在國會已經授權了七千億美元。」
「那筆錢會怎麼用？」
這是今天下午真正的問題，也是保爾森在接下來的三十分鐘裡被反覆追問的問題。
歐洲人想知道的很具體：美國會不會像英國一樣，直接拿那七千億美元向銀行注入資本，取得股權。
保爾森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
「法案賦予了財政部廣泛的法定授權。購買問題資產是基礎，但不排除任何能夠恢復市場信心的必要措施。我們將根據美國金融體系的具體需求，選擇最合適的時間點與方式採取行動。」
保爾森靠回高背椅上，雙手交疊，臉上浮現出那種不可動搖的冷硬神情。
他總結，在最終方案確定之前，他不會在國際場合宣布任何未經國內程序的決定。
這是一段堪稱典範的官方廢話。
達林嘆了口氣，靠回椅背；施泰因布呂克搖了搖頭，在筆記本上劃了一筆；拉加德審視地盯著保爾森看了幾秒，最終移開了視線。
伯南克在他旁邊補了幾句關於流動性工具的技術性說明，把話題暫時拉開了一點。
會議在五點十五分結束，比預定時間晚了四十分鐘。
七國最後同意了一份五點行動計劃的框架：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支持系統重要機構、解凍信貸和貨幣市場、確保銀行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本、保護存款人、重啟抵押貸款的二級市場。
公報的措辭異常簡短，而且拋掉了G7公報里幾乎所有習慣性的外交用語。沒有「我們注意到」，沒有「我們鼓勵」，只有「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
會議結束後，人們沒有立刻散開。
這是這種場合最有效率的十五分鐘。
正式記錄已經關閉，翻譯和記錄員在收拾東西，而桌邊那些真正想說話的人，開始以一種看起來完全隨意的方式彼此靠近。
保爾森站起來，把文件夾夾在腋下,正準備往門口走，被拉加德叫住了。
她的開場是一句客套話，關於會議氣氛的坦率。然後她談到了法國正在準備的歐洲協調方案，談到應該召開一個更廣泛的首腦會議。
接著，在一個非常自然的轉折之後，她提到了另一件事。
「漢克，關於場外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問題，」
她的語氣沒什麼變化。
「我知道這不是今天的議題。但有一件事我想順便問一句——國際金融協會這次的會員大會上，遠星資本那邊會有人參加嗎？」
保爾森的手停在文件夾上。
「我不清楚。」
他補充了一句，「IIF的會員名單和議程由他們自己安排，財政部不介入。」
「當然。」
拉加德點了點頭，「我只是想，如果有機會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讓一些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者就衍生品的結算問題交換一下看法，可能對雙方都有益處。」
她停頓了半秒。
「您覺得，如果以這樣的方式提出邀請，Walker先生會考慮參加嗎？」
「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保爾森的表情看上去沒有什麼變化，「我對他的行程一無所知。」
「我理解。」
拉加德笑了一下，「我只是想，以您的身份，如果覺得這樣的對話有價值，也許可以轉達一下。」
「Walker先生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市場參與者。」
保爾森說，「財政部對他的日程沒有任何影響力，也不應該有。」
拉加德看了他兩秒鐘，然後換了話題，談起了周末的安排。
保爾森走出會議室的時候，眯眼在心裡把這段對話思忖了一下。
法國人想要的不完全是對話。他們恐怕更想知道的是，那個讓四家歐洲銀行一天之內虧掉上百億美元、隨後又用一份五百字聲明瓦解了薩科齊整個敘事的人，和美國財政部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而拉加德那句「以您的身份，也許可以轉達一下」，是整段對話里唯一真正的問題。
她在測試他有沒有那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