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後才綁的？」
陸錚皺眉，「兇手割斷了她的喉嚨，然後才把她的手綁起來、嘴堵上？這不合常理。如果是為了控制她，應該先綁再殺。」
「所以兇手的目的不是控制她。」
江若嵐的目光從屍體上移開，緩緩掃過臥室的每一個角落。
梳妝檯上的瓶瓶罐罐擺得整整齊齊，衣櫃的門關著，床頭柜上放著半杯涼透了的白開水和一本翻到一半的街道辦工作手冊。
窗戶是關著的，窗台上沒有攀爬痕跡，防盜網完好無損。
房間裡沒有任何翻動的跡象，沒有打鬥的痕跡，甚至沒有任何東西被挪動過位置。
死者穿著睡衣，頭髮梳得很整齊，臉上的妝容還沒有卸。
她是在完全放鬆的、準備入睡的狀態下，被一個她認識並且信任的人襲擊的——或者，是被一個能夠不驚動她、悄無聲息地潛入這間臥室的人殺死的。
「兇手割了她的喉嚨，在她已經死亡之後才把她的手反綁、嘴堵上。這些行為不是為了控制她，是為了表達某種意思。」
「表達什麼？」
田所長問。
江若嵐蹲下來，仔細端詳著死者手腕上的尼龍扎帶。
扎帶是白色的，勒得很緊，深深地嵌入皮膚里，但沒有造成任何掙扎磨損的痕跡——這和死後捆綁的判斷完全吻合。
扎帶的尾部被剪得很整齊，是那種工業級的扎帶，不是普通家庭工具箱裡常見的小號扎帶。
她說：「反綁雙手是羞辱，堵住嘴巴是讓她閉嘴。這個兇手在殺完人之後做這些事，是想告訴發現現場的人——這個人該死，她不配開口，不配反抗。
這不是衝動殺人，也不是搶劫或性侵轉化成的命案。兇手是有備而來的，帶著扎帶、帶著刀、帶著毛巾，目標明確，手法乾淨。
他一定提前踩過點，知道這個家裡的格局，知道死者的作息，知道她老公什麼時候不在家。」
她在床邊蹲下，目光落在死者的臉上。
馮婉秋的雙眼半睜著，瞳孔已經渾濁了，但殘留的表情里沒有恐懼，更多的是一種來不及完成的驚訝——
她的嘴微微張著，嘴角向下撇，眼角的皮膚因為突然繃緊而留下了一道細小的紋路。
這個表情凝固在她生命最後的一瞬間：她看到了什麼讓她震驚的事，然後刀就割斷了她的喉嚨。
她還沒來得及喊出聲，血已經湧進了氣管。
「老鄭，她嘴裡那條毛巾取出來給我看看。」
江若嵐說。
老鄭從勘查箱裡拿了一把長鑷子，小心翼翼地夾住毛巾的一角，一點一點地從死者嘴裡抽了出來。
毛巾是白色的，純棉質地，已經被唾液和血水浸得半濕，展開之後可以看到上面沒有任何品牌標籤，普通的白毛巾，任何一家超市都能買到的那種。
和除夕案中兇手使用的深色混紡方巾不一樣，這次是最普通的白色毛巾。
她把毛巾放回證物袋裡，站起來，目光被床頭柜上那本翻開的街道辦工作手冊吸引了。
手冊是那種內部印刷的小冊子，封面印著「義安市城西街道辦事處工作手冊」幾個字，紙張粗糙，排版樸素。
手冊翻到的是第三十七頁，標題是「城市管理科工作職責」。
馮婉秋在街道辦城市管理科工作，負責的是市容市貌、環境衛生、占道經營整治這些最基層、最瑣碎的事務。
江若嵐拿起手冊翻了翻，發現第三十七頁上用紅色原子筆畫了好幾道橫線，標出了幾段話——
「負責轄區內主次幹道及背街小巷的市容秩序管理」「負責協調相關部門對違法建築進行查處」「負責轄區內環境衛生的日常巡查和監督考核」。
這些被標註的內容看不出什麼特別之處，是城管的日常工作。
一個街道辦的女幹部，在睡前翻看自己的工作手冊，在上面畫了幾道線，然後被人割了喉嚨，反綁雙手，堵住嘴巴。
江若嵐把工作手冊裝進證物袋裡，對陸錚說：
「去街道辦查馮婉秋最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她負責查處過的案件、協調過的糾紛、得罪過的人。
一個街道辦的城管幹部，每天跟攤販、商戶、違建業主打交道，她得罪人的概率比你我要高得多。」
陸錚正準備去查，田所長的一個民警敲了敲門框，手裡拿著一個證物袋，裡面裝著一部手機。
他指了指門外說：「這部手機是在臥室窗戶正下方的花壇里發現的。手機殼是女性的粉紅色，有摔碎的痕跡。
技術員初步判斷是從十三樓窗戶扔下去的。手機已經關機了，技術科正在嘗試開機。」
江若嵐接過證物袋，隔著透明塑料仔細端詳著那部手機。
一部很普通的智慧型手機，背面貼著幾張已經褪色的卡通貼紙，屏幕碎了一個角。
如果這是馮婉秋的手機，那兇手在殺完人之後為什麼要把它從窗戶扔出去？
有兩種可能：要麼是手機里有兇手的線索，兇手不敢帶走它——帶走一部手機會留下定位追蹤的風險——所以只能毀掉它；
要麼是兇手在扔手機之前已經刪掉了裡面的某些內容，扔手機是為了製造一個「手機意外摔壞」的假象。
但不管怎樣，這部手機一旦被技術部門恢復數據，就是最好的證據。
「數據恢復要多久？」
她問。
「技術科說最快也要今天下午。手機主板沒有受損，應該能恢復大部分數據。」
民警回答。
下午三點，技術科把恢復後的手機數據送到了專案組會議室。
馮婉秋的手機里存了大量工作照片——占道經營的攤位、堆積的建築垃圾、被破壞的綠化帶、各種違章搭建的現場照片。
每張照片都標了日期和簡要說明，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有一批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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