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曉東在第二天從外地飛回省城時被早已守候的便衣民警抓獲,幾乎在同一時間,方敏名下最後兩個未被凍結的帳戶被依法查封。
至此,這個以裴宗仁父子為核心、以耿長喜、丁有田等人為暴力執行層的犯罪組織被徹底摧毀。
從沈望山時代遺留下來的最後一條保護傘根系,在義安城東那片被挖得千瘡百孔的廢棄化工廠後院,被連根拔起……
裴宗仁被帶進省紀委留置室的那天,省城下了一場這個春天最大的雨。
雨水從清晨開始往下潑,到了中午也沒有停的意思,整座城市被澆得灰濛濛的,街道上的積水漫過了路牙子,下水道里翻湧出刺鼻的腥味。
留置室在省紀委辦案點三樓走廊盡頭,房間不大,大約十二三個平方,牆壁是淺灰色的,窗戶上裝著防盜欄杆,玻璃外面蒙了一層細密的雨水,把窗外的景色模糊成一片晃動的灰綠。
房間裡只有一張桌子、三把椅子和一個固定在牆上的掛鍾。掛鐘的秒針走得很慢,每一下滴答聲都像一顆小石子掉進深井裡,等很久才能聽到回聲。
裴宗仁坐在靠牆的那把椅子上,腰背挺得筆直。
六十七歲的人,頭髮已經全白了,但梳得一絲不苟,額前幾縷白髮被雨水打濕了,貼在額角上,他也不去撥。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裝,領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齊齊,袖口有些磨損的痕跡,但洗得很乾淨,熨得沒有一絲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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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雙手曾經在省高院的審判席上翻過無數本案卷,寫過無數份判決書,敲過無數次法槌,也在一本黑色封皮的筆記本上籤過至少十個「P」字。
江若嵐坐在他對面,面前放著一杯沒有冒熱氣的白開水。
她沒有帶案卷,沒有帶筆記本,只帶了那本從廢棄化工廠後院挖出來的黑色筆記本。
筆記本被裝在一個透明證物袋裡,放在桌子正中央,封皮上的泥土已經被清理乾淨了,「SL系列處理記錄」幾個字在留置室慘白的燈光下格外刺目。
省紀委的兩位同志坐在靠牆的位置,面前攤著筆錄紙和錄音設備,目光在裴宗仁和筆記本之間來回移動。
這是江若嵐第一次以專案組組長的身份和裴宗仁面對面坐著。
在這之前,她見過他兩次——一次是在她父親的葬禮上,一次是在省高院舉辦的一次離退休幹部座談會上。
那兩次見面,裴宗仁都穿著得體,說話溫和,笑起來眼角堆滿細密的皺紋,像一個慈祥的長輩。
她記得他在葬禮上握著她母親的手,說「江院長是好法官,我們這一輩人都敬重他」。
她母親含著淚點頭,她在旁邊站著,什麼也沒說。
那時候她剛進省廳刑偵總隊沒幾年,還不太懂那些老法官們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只覺得裴宗仁那雙眼睛在溫和的笑容下面藏著一種她讀不懂的東西。
現在她讀懂了。那是一種持續了幾十年的、深入骨髓的警惕——一個被罪惡浸透的人,在任何場合都會本能地觀察、評估、防備。
「裴庭長,」江若嵐開口了,聲音不高,但在這間狹小的留置室里顯得格外清晰,「一九九八年城東棚戶區拆遷中第一個被打死的釘子戶,被告人是沈望山和唐遠清,你是主審法官。那個案子的判決書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遍。
你當庭宣判兩人無罪,理由是證據不足。但那份判決書里有一個細節——你採納了一份證人證言,證人叫孫廣利。」
裴宗仁的眼皮微微動了一下,但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他的手依然平放在膝蓋上,手指紋絲不動。
「孫廣利,當年城東摩托車修理鋪的修車師傅。他在一九九八年那個案子裡作證說,案發當晚沈望山和唐遠清在他鋪子裡修摩托車,有不在場證明。
他的證詞是那樁命案最終被判無罪的關鍵證據。但十三年後,二零一一年,同一個孫廣利,在青石鋪後山目擊了唐遠清埋屍的過程。
他當時沒有聲張,把這個秘密爛在肚子裡又爛了十三年。直到沈望山案發之後,唐遠清怕他開口,把他約出來在青龍河邊殺害了。
孫廣利死之前,手指被唐遠清用鉗子夾斷了,和當年孟昭陽被沈望山用鉗子夾斷手指的折磨方式一模一樣。」
她說到這裡停了一下,目光平視著裴宗仁的眼睛:「一個修摩托車的人,在一九九八年替沈望山做了偽證,讓一個殺人犯逃脫了法律制裁。
十三年後,他被同一個殺人犯的團伙滅了口。這中間他有沒有跟你說過什麼?有沒有找過你?他做偽證是被逼的,還是自願的?」
裴宗仁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聲透過玻璃傳進來,和掛鐘的滴答聲混在一起,把沉默拉得很長。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平穩而低沉,像是在陳述一份早已歸檔多年的案卷:
「一九九八年那個案子,我是依法審理的。當時的證據確實不足以支持故意傷害罪的指控,控方提供的現場目擊證人前後證詞不一致,物證鏈存在斷裂,被告人有不在場證明。
按照當時的刑事訴訟法和證據規則,我做出無罪判決是合法的。至於孫廣利後來的遭遇,我很遺憾,但那與我審理的案子沒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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