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
江若嵐重複了一遍這個詞，嘴角微微動了一下，但那不是笑，「裴庭長，你在省高院待了大半輩子，你對『合法』這個詞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
但你能不能跟我解釋一下——一個在法庭上提供了不在場證明的證人，十三年後被同一個被告人的打手用鉗子夾斷手指、在青龍河邊活活勒死、拋屍蘆葦盪。如果一九九八年的判決真的是公正的，為什麼證人會是這個下場？」
裴宗仁的手指輕輕動了一下——右手食指，在膝蓋上敲了極其輕微的一下。
這個動作快得幾乎不可察覺，但江若嵐看到了。她在審訊室和留置室里待過的時間太長，見過太多次這種不由自主的生理反應，知道那意味著什麼。
那是一個人在被精準戳中痛點時的本能反應，和他之前在審訊中眼角肌肉跳動的頻率如出一轍。
「江局長，」裴宗仁再次開口時，聲音比之前輕了一些，但依然保持著那種訓練有素的、法官式的沉穩，「你父親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們在一起共事了將近二十年。
我很尊重他，也尊重你現在做的工作。但我必須告訴你——你今天把我帶到這裡，用一本從土裡挖出來的筆記本作為證據來審問我，這種證據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商榷。
提取程序是否規範？保管鏈條是否完整？指紋鑑定是否排除了交叉污染？我是一個退休的法官，在法庭上坐了大半輩子，我比你更清楚什麼證據能站得住腳、什麼證據站不住。」
「裴庭長，這裡不是法庭。這裡是省紀委的留置室，你坐的也不是審判席。」
她把那本裝在證物袋裡的筆記本翻開，翻到其中一頁，然後把本子轉過去面朝裴宗仁。
那一頁是編號SL-03的處理報告，處理原因一欄寫著——「省廳專案組內部線人，已向警方提供沈望山在義安三個賭博窩點的具體地址。
經聶世昌與P商議，決定啟動緊急處理程序。執行人：唐遠清。監督人：P。」
下面附著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穿著警服的年輕人，二十多歲，面容清秀，對著鏡頭靦腆地笑著，左胸口的警號被拍得清清楚楚。
裴宗仁的目光在那張照片上停了一下，大概不到一秒，然後移開了。但他的右手食指又敲了一下膝蓋，這一次比上一次更輕、更快，像是某種被強行壓制住的本能反應被逼到了體表。
「這個年輕人叫周正，省廳刑偵總隊的一名偵查員，二零零五年以優異成績從省警校畢業，分配到省廳工作。
二零零八年他在沈望山專案組擔任外圍偵查任務期間，向專案組提供了沈望山在義安三處地下賭場的具體地址和運營時間。
他提供這些信息的時候，你以為他是裴宗仁的人，但他是雙面線人——他同時也向你提供專案組的內部動態。
他夾在兩邊中間，想全身而退，但他低估了你的警覺性。你在SL-03的報告上簽了字，啟動緊急處理程序。
唐遠清在一個雨夜裡把他從省城的住處綁走，帶到石橋陳家溝礦區的一處廢棄礦道里，用一根撬棍砸碎了他的顱骨。
他的屍體後來被澆灌在礦道深處的水泥封層里，至今沒有找到。他的母親至今還在省城烈士陵園裡每年給他掃墓，以為他是在執行任務時犧牲的。」
裴宗仁沉默著，但他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
「SL-05，二零一零年，一個在省城做建材生意的溫州商人，因為不願意把倉庫低價租給豐茂集團的殼公司，被你以『涉嫌偷稅漏稅』為由通報給稅務機關。
稅務稽查持續了八個月，他的公司被查了個底朝天，最後雖然沒有查出大問題，但公司信譽全毀，資金鍊斷裂，破產清算。
他本人半年後死於一場離奇的車禍——剎車油管被人割斷了。
省城交警當時認定為『意外事故』，但周文軒硬碟里有一份加密文件，裡面有一張照片，拍的正是那輛被割斷剎車油管的貨車底部。
照片的備註欄里只寫了一個字——『P』。」
江若嵐翻開另一頁，繼續往下說。
「SL-06，二零一一年，一個在義安和石橋之間跑運輸的貨車司機，因為在豐茂物流的倉庫里誤打誤撞看到了走私柴油的帳本，被唐遠清關在陳家溝礦區的地下室里折磨了整整一個星期。
他的老婆找到你，跪在你家門口求你幫忙——她是你們家做了十幾年的保姆，姓陳，石橋人，你應該還記得她。
她跪在你面前求你幫她丈夫說句話，你答應了。你確實打了電話——但不是救人，是問唐遠清處理乾淨了沒有。
唐遠清說快了，你就掛了電話。後來那個貨車司機的屍體被灌進鐵桶里，焊死，扔進了陳家溝礦井最深處的廢水裡。他的編號是SL-06。」
留置室里只剩下雨聲和掛鐘的滴答聲。
裴宗仁的目光從筆記本上移開，落在窗外灰濛濛的雨幕上。他的側臉在雨光里顯得格外蒼老，嘴角的法令紋深深地刻進皮膚里。
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之前輕了很多，像是在對自己說話，又像是在陳述一份遲到了幾十年的內心供述。
「江局長，你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我們那個年代。八十年代我剛進省高院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買不起一瓶茅台。
法官的社會地位遠沒有現在高，在街上被人罵了都不敢還嘴。
我有才華，全院公認，院長在全院大會上點名表揚過我三次，說我是省高院刑二庭的台柱子。但每次提拔的時候，上去的都是別人。
我熬了十五年才當上審判長，又熬了八年才當上副庭長。我寫的判決書在全國得過獎，但我連兒子出國留學的機票錢都湊不齊。」
他停了一下，把目光從窗外收回來，看著自己那雙放在膝蓋上的手，「所以當沈望山通過聶世昌找到我的時候，我沒有拒絕。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他在犯罪，而是因為他給我的東西是體制欠我的。他是第一個真正尊重我的『價值』的人。
我的才華、我的位置、我在審判席上敲下去的那一下法槌，在他那裡值一套省城的房子、值我兒子在國外四年的學費、值我退休以後體面安穩的晚年。
在體制內，這些東西我熬一輩子都得不到。我只用了十五年就得到了一切，代價是我簽了十個名字。每簽一個，我就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個。但聶世昌總有辦法讓我簽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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