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若嵐把電話放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
窗外陽光正好，梧桐樹的葉子綠得發亮，幾隻麻雀在枝頭跳來跳去，嘰嘰喳喳地叫著。
但她眼前浮現的不是這些——是何秋生穿著那身在派出所投案時渾身是血的衣服，手裡握著刀，用平靜到近乎麻木的語氣說出的那句話：
「我妹妹是被他害死的，你們不抓他，我來抓。」
還有他說的那個夢。
妹妹穿著紅裙子，站在他床邊，嘴唇一張一合，說不出聲音。
他等了八年，等到所有的申訴都被駁回，等到所有的大門都關上了，然後他買了一把刀，從義安坐車到省城，在地下車庫裡結束了那個他認定是兇手的人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餘生為妹妹討了一個公道——一種法律不會承認、但在他心裡比法律更真實的公道。
江若嵐不相信託夢，但她相信一個等待了八年的家屬不會平白無故地瘋掉。
八年前那個墜樓的年輕女人，到底經歷了什麼，才會讓她哥哥在失去她這麼多年之後仍然不肯放下？
省廳檔案室當天下午就把何秋蘭墜樓案的原始卷宗掃描件發到了江若嵐的工作郵箱裡。
卷宗不厚，薄薄一冊，和義安這邊動輒幾百頁的涉黑命案比起來顯得格外單薄。
她泡了一杯濃茶，坐在辦公桌前，一頁一頁地翻看。
二零一五年，何秋蘭二十六歲，和丈夫顧正宏結婚兩年。
兩人住在省城城東一個高檔小區的十八樓，房子是顧正宏婚前買的，產權登記在他個人名下。
案發當天下午三點左右，何秋蘭從家中陽台墜樓，當場死亡。
樓下正好有一個物業保潔員在修剪綠化帶，聽到了墜落的聲音，跑過去看到何秋蘭仰面躺在草坪上，穿著一身紅色的家居連衣裙，赤著腳，長發散開，身下滲出一片血泊。
保潔員報了警，省城城東分局的民警在十五分鐘後到達現場。
現場勘查記錄顯示，十八樓的陽台欄杆高度為一米一，陽台上放著一把倒下的塑料椅子，椅子旁邊有一隻拖鞋，另一隻拖鞋在樓下草坪上找到。
客廳通往陽台的推拉門是開著的，室內沒有任何打鬥痕跡，家具擺放整齊，餐桌上還放著半杯沒喝完的橙汁。
臥室的衣櫃裡掛著女人的衣服和男人的西裝，床頭柜上擺著一張結婚照——照片裡的何秋蘭穿著白色婚紗，笑得眉眼彎彎，身旁的顧正宏西裝革履，英俊挺拔，一隻手摟著她的腰。
顧正宏本人不在現場。
他在接受警方詢問時說，當天中午他和何秋蘭在家裡吃了午飯，飯後他接到公司電話，有一個緊急會議要開，就出門了。
出門的時候何秋蘭還坐在客廳沙發上，抱著一個靠墊看電視，跟他說「早點回來」。
他下午三點左右正在公司會議室里和幾個高管開會，有會議記錄和多名證人為他作證。
他晚上七點多回到家，發現樓下拉了警戒線，才知道妻子墜樓了。
他在詢問室里表現得很配合，情緒也符合常理——震驚、悲痛、自責，反覆說如果自己當時在家就好了。
屍體檢驗報告由省城公安局法醫科出具，結論是「高墜致全身多處骨折及內臟破裂，符合意外墜樓特徵」。
報告裡用了一整頁描述骨折情況——顱骨、脊椎、肋骨、四肢多處骨折，主動脈破裂，心包填塞——但沒有提到任何不符合意外墜樓的傷痕。
報告末尾的鑑定人簽名欄里簽著兩個名字：主檢法醫師孟慶懷，覆核法醫師孫建國。
江若嵐把法醫報告翻來覆去看了三遍，用筆在「意外墜樓」四個字上畫了一個圈。
單從法醫報告來看，這確實像是一起意外——高墜致死的損傷特徵和意外墜樓完全吻合，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指向他殺。
但她總覺得有哪裡不太對。
不是報告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案子的推進速度太快了——從案發到定性為意外，用了不到一周。
對於一個涉及人命的案件來說，這個速度並不尋常。
何秋蘭的父母和哥哥何秋生多次書面要求重新調查，但每一次都被同一個結論駁回——「經複查，原結論無誤。」
這八年裡，何秋生從一個四十二歲正值壯年的男人變成了一個頭髮花白、眼神里只剩下仇恨的復仇者，他學會了寫申訴材料，學會了用法律的術語表達自己的訴求，學會了坐在信訪接待室的塑料椅子上用冷靜的語氣和接待人員據理力爭。
但他得到的回答永遠是同一句話：
「何先生，您反映的情況我們已經認真複查了，但沒有新的證據支持您的主張。」
他在省城派出所投案之後，民警在他隨身攜帶的舊背包里找到了厚厚一沓申訴材料的複印件、何秋蘭生前的照片、以及一份手寫的「遺書」。
遺書的最後一段寫著：
「如果我死了，請把我的骨灰和我妹妹的骨灰放在一起。她一個人在那邊太孤單了。」
江若嵐把這份遺書的複印件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然後她拿起座機，撥通了陸錚的號碼：
「老陸，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去一趟省城。」
第二天一早，江若嵐和陸錚坐最早的一班高鐵到了省城。
省城公安局城東分局的辦公樓是一棟建於九十年代的灰色建築，外牆的瓷磚掉了幾塊，院子裡停滿了各種警車和民用車輛。
當年負責何秋蘭案現場勘查的技術員叫孟慶懷——就是那個在主檢法醫師簽名欄里簽了字的人。
他今年已經退休了，但家還住在城東分局後面的家屬院裡。
江若嵐讓省廳的同志幫忙聯繫了他，他說可以見面聊聊，但「年紀大了，記性不好，有些細節可能記不太清了」。
孟慶懷退休後住在三樓，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乾淨。
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幅全省公安系統法醫技術競賽的合影，照片裡的他比現在年輕得多，穿著白大褂站在第二排，笑得有些拘謹。
他給江若嵐和陸錚泡了兩杯茶，茶葉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種散裝綠茶，泡出來有點澀。
他捧著自己的搪瓷杯坐在對面的舊藤椅上，說話的時候語調很慢，但條理清晰，不像他自己說的「記性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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