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國的手指在手機屏幕上懸了半天，最後還是退出了通訊錄。
人事檔案的複印件被他翻回原樣塞進抽屜里，那串數字記在預案文件的背面，墨跡還沒幹透。
他正準備起身去人事科調原始學歷認證材料，桌上的座機又響了。
號碼是外線，區號010。
「周建國。」
「建國，是我，沈正清。」
周建國的手在聽筒上收了一下。
「沈教授，您好。」
「客氣什麼，上個月學術會上剛見過。」電話里的聲音帶著一點中年男人特有的沙，說話的節奏不緊不慢，「我今天打這個電話不是公事，是私事。」
「您說。」
「知舟在你那兒吧？」
周建國的後背繃了一下，椅子彈簧被壓出一聲悶響。
「在。」
「我有個東西要轉交給他。用快遞太慢了，我托人帶過去，今天下午應該到。一封信，你幫我轉一下。」
「什麼信？」
沈正清在電話那頭沉了兩秒。
「三年前柏林那台手術，你聽說過吧？」
周建國沒吭聲。
「患者叫約根·韋伯，德國人，脊髓髓內腫瘤合併腦幹壓迫，術前所有的會診意見都是不可手術。知舟上的台，做了三個小時。」
沈正清的聲音停了一拍，像是在斟酌措辭。
「手術成功了，但後面發生的事你也大概知道。他沒等術後觀察結束就離開了柏林，走得很急。」
「這封信是那個患者寫的？」
「韋伯去年秋天開始學中文，學了半年，親筆用中文寫的。他一直在找知舟，找了三年，輾轉聯繫到我這兒來了。」
周建國用筆在桌面上畫了一個圈，筆尖在末端打了個結。
「我會轉交給他。」
「還有一件事。」
「嗯。」
「大賽的名單我看到了，他用了真名報的？」
周建國的牙關咬了一下。
「用了。」
「那就好。」沈正清說完這三個字之後隔了很長的間隔才繼續開口，「建國，他自己願意用真名，說明他準備好了。別替他擔心太多。」
電話掛了。
周建國把聽筒放回去，手掌在桌面上摁著沒動。
下午三點十七分，一個順豐的同城件送到了急診科護士站，劉姐簽的收。
牛皮紙包裹不大，信封規格，收件人寫的是賀知舟，寄件人一欄空白。
劉姐把包裹擱在值班桌角上，賀知舟從診室那邊走回來的時候差點沒看見。
「誰的？」
「你的，順豐剛送來的。」
賀知舟把包裹拿起來翻了一面，沒有寄件信息，只有一個手寫的收件地址。
他用指甲劃開封口，裡面是一隻白色的信封，信封正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寫著賀知舟醫生親啟。
字跡很生硬，一看就是外國人寫的漢字，橫豎撇捺的比例不太協調，但每一筆都很用力。
信封沒有封口，他抽出裡面的信紙。
兩頁A4紙，手寫，同樣的中文字跡，行間距很寬，每行只寫六七個字。
賀知舟站在值班桌旁邊，低著頭看信。
王濤從旁邊經過瞄了一眼。
「賀哥，情書啊？」
賀知舟沒應他。
信不長，但他看得很慢。
第一頁寫的是問候，語法有些古怪，主謂搭配偶爾倒過來，像是從德語直接翻譯的思維。
第二頁的內容他看了兩遍。
文字大意是：三年前的手術改變了寫信人的一生。術後恢復比所有人預期的都好，現在可以自己走路，可以開車，去年冬天帶女兒去了一次阿爾卑斯山滑雪。
中間有一段話，字跡比其他地方更重，筆畫壓進了紙面里。
我知道您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的主治醫生告訴我，您離開柏林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聯繫方式，我找了三年才找到可以轉交這封信的人。
但請您知道，我活著，我的女兒還有父親，我的妻子還有丈夫，這一切都因為您在手術台上的那三個小時。
最後一行字寫得最慢，筆畫間有墨水洇開的痕跡。
謝謝您，賀醫生。如果您願意，韋伯一家永遠歡迎您來海德堡做客。
落款是約根·韋伯，日期是兩個月前。
賀知舟把信紙翻回第一頁，又看了一遍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字。
一個德國人花了半年學中文，就為了用中文給他寫這封信。
他把信紙折回原來的摺痕，塞回信封里，信封放進白大褂左邊胸口的口袋。
口袋鼓了一小塊。
王濤回來的時候端著兩杯豆漿。
「賀哥，到底誰寫的？」
「一個老朋友。」
「什麼老朋友用快遞寄信啊，打個電話不行嗎？」
「他中文不太好，打電話說不清楚。」
王濤把豆漿擱在桌上，沒再追問。
後面幾天方曉雯注意到賀知舟白大褂左胸的口袋總是鼓著一小塊，換了衣服也是，像每天早上會把那個東西從舊衣服兜里掏出來再放進新衣服里。
周五傍晚交班的時候她終於問了一句。
「你口袋裡揣的什麼，天天鼓一塊。」
賀知舟的手指碰了一下胸口那個位置。
「護身符。」
方曉雯看了他兩秒，沒接話，轉身去整理交班記錄了。
護士站的日光燈管換過了新的，比之前亮了些，賀知舟胸口口袋的輪廓在燈光下投了一小片淺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