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4日，周日。
林遠早上六點就從床上起來了。
昨晚睡得不好，斷斷續續做了幾個夢，夢裡全是在法庭上被穆勒追問技術細節的場景。每個夢的結局都不一樣，但醒來之後他只記住了一件事——不管穆勒問什麼，數據都在手裡，邏輯都在腦子裡，沒什麼好怕的。
他洗漱完，打開手機。
昨晚出門前，他給楊姝冪回了一條——不是回前天那句"北京下雪了"，是另起的一條：
"明天有結果。"
她回得很快。三個字：
"好的。等你。"
林遠看了兩秒，把手機放進外套口袋。
北京時間上午十一點，林遠登上了飛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蘇明遠沒有送他。出發前蘇明遠說："我就不去了，北京這邊得有人盯著。趙強和陳鋒那邊我已經通知了，明天他們會遠程待命，隨時配合。"
林遠點了點頭。該去的人都已經安排了——他自己、克勞斯、范德梅爾。至於謝弗，他一定也在海爾德芬。
十五個小時的飛行。林遠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陳述提綱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又一遍。飛機越過烏拉爾山脈的時候，他終於放棄了強迫自己休息的念頭。
機艙里大多數人都在睡。經濟艙的燈光調到最暗，只有幾盞閱讀燈還亮著。他靠在座椅上，看著舷窗外灰藍色的雲層被月光照亮了一角。
荷蘭時間下午五點，林遠走出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十二月的荷蘭，天已經快黑了，空氣冷得刺骨。
克勞斯在出口等他。兩個人握了握手，什麼都沒多說，直接上了車。
車上，克勞斯把最後的情況過了一遍。
"明天上午九點，海爾德芬經濟事務聽證廳。流程你已經知道了——你們四十分鐘陳述，謝弗那邊三十分鐘答辯，評審團二十分鐘質詢。"
"穆勒的態度呢？"
"不好判斷。"克勞斯搖了搖頭，"他這兩天沒有跟任何外部人士接觸，連范德桑德都找不到他。但我聽說他的助理調閱了你們提交的全部技術文件，調了三次。"
"說明他在認真看。"
"對，這是好信號。穆勒這種人，不看則已，看了就一定會追問。你得準備好——他可能會在精度數據的具體測試條件上糾纏。"
"我準備好了。"林遠看著車窗外飛速後退的路燈，"我讓趙強專門查過穆勒近五年的論文，他第二篇專門討論了環境因素對精密測量的影響。趙強的技術說明，就是按照那個框架寫的。"
克勞斯看了他一眼："用他自己的論文來回答他的問題。"
"這不是最好的應對方式嗎？"
克勞斯笑了："確實。"
車在夜色中行駛了四十多分鐘。克勞斯忽然又開口：
"還有一件事。德容的聲明稿我今天下午看過了。"
"怎麼說？"
"措辭比預想的更強硬。"克勞斯握著方向盤，"他不僅承認遠望的技術獨立性，還直接批評了美國商務部的管制框架'過於寬泛，缺乏針對性'。這句話要是被聽證團引用，謝弗連辯護的空間都會被壓縮一半。"
林遠沒有接話。他看著窗外一排排掠過的荷蘭鄉村住宅，燈光從窗簾縫隙里透出來，溫暖而遙遠。
到了這一步，勝負已經不完全取決於他自己的陳述了。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已經做了——趙強的技術說明、范德梅爾的布局、吳院士的公開背書、德容的聲明。明天他走上陳述台，只是把最後的釘子釘進去。
晚上七點，林遠到了酒店。
是一家老城區的小酒店，離聽證廳步行十分鐘。克勞斯幫他辦好入住，在走廊里拍了拍他的肩膀。
"早點休息。明天見。"
"明天見。"
林遠關上門。房間不大，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窗戶很小，外面是一棵光禿禿的梧桐樹，枝椏在暮色里伸向天空。
他沒有打開行李箱，只是坐在床沿上，安靜地待了一會兒。
明天這個時候，一切就該結束了。半年多的準備，所有的材料、數據、論證，最後濃縮成明天那四十分鐘。他不需要再翻材料了，所有的東西都在腦子裡。
同一時間，海爾德芬另一家酒店。
謝弗坐在書桌前，面前攤著一疊厚厚的文件。
助理下午送來的——匯總了遠望科技近半年提交的所有材料。精測報告、專利時間線、技術獨立性說明、德容即將發布的聲明摘要、科技日報那篇吳院士的採訪……
他一份一份地看，速度越來越慢。不是看不懂，是每看完一份，心裡那個答案就更清晰一分。
智慧財產權爭議——被開發日誌和專利申請時間戳徹底堵死。非公開技術轉移——被院士的公開背書擋了回去。安全牌——荷蘭經濟事務部對這套說辭並不感冒，范德桑德私下跟人說"美國人的安全關切跟荷蘭的產業利益是兩回事"。
謝弗把最後一頁放下，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
他打了兩通電話，沒有一通是好消息。華盛頓那邊讓他"盡力爭取"，但誰都清楚，海爾德芬的聽證會不是華盛頓說了算的。ASML總部那邊更直接——董事會已經在討論"如果聽證會結果不利，如何跟中國市場重新談合作框架"。
換句話說，連ASML自己都在準備後路了。
謝弗站起來走到窗前。外面是海爾德芬的老城區，磚紅色的屋頂在暮色中連成一片。
他忽然想起半年前第一次聽說遠望科技這個名字的時候，他甚至沒有正眼看那份報告。一個中國大學生做的安全軟體？能有什麼威脅？
半年後，他坐在這裡，翻著幾百頁材料，找不到一條能打贏的路。
這不是技術的問題，也不是法律的問題。是他從一開始就低估了對手。一個二十出頭的中國大學生，身後沒有國家基金的背書，沒有國際律所的包裝，甚至連公司正式的法務部門都沒有。可就是這樣一個人，用最笨的辦法——寫開發日誌、申請專利、發表論文——把每一塊磚都砌得嚴嚴實實，讓他連一條縫都找不到。
謝弗拉上窗簾，回到桌前，把文件一份份收好。
明天還有一場陳述要做。不是為了贏——贏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了。是為了體面。
晚上九點，范德梅爾坐在家中的書房裡。
壁爐里的火已經燒到了最後，只剩幾塊暗紅色的炭。書架上擺著幾塊老晶圓切片，裝在一九八七年歐洲晶片研究所的亞克力框裡——那是他職業生涯的起點。桌上放著一份明天的聽證會議程。他在"ASML出口許可聽證會"下面畫了一條線，旁邊寫了幾個名字：范德桑德、穆勒。
他的秘書半小時前打來電話，確認了一切安排。德容的聲明會在明天早上八點準時發出去，趕在聽證會開始之前。各大媒體已經收到了預告。
范德梅爾摘下眼鏡，靠在椅背上。
三十年了。他在荷蘭半導體行業做了三十年的決策。每一次重大選擇，他都問自己同一個問題——這對荷蘭的未來說，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這一次，答案沒有變。
他不是幫遠望科技，也不是幫中國。他是在幫荷蘭留住自己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位置。如果跟著美國的節奏把市場推出去，荷蘭失去的不只是一個客戶，而是整個技術生態的話語權。
這一點，謝弗永遠想不明白。
范德梅爾站起來，把議程折好放進西裝口袋，關掉了壁燈。
晚上十一點。
林遠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
荷蘭的冬夜很長，窗外已經完全黑了。暖氣管里偶爾傳來低沉的嗡嗡聲，像是這座城市在呼吸。
他想了很多人。
蘇明遠在北京等著消息。趙強和陳鋒在西安守著實驗室。克勞斯在海爾德芬替他安排好了一切。范德梅爾在某個地方，做著他自己的判斷。
還有謝弗。此刻也許在同一個城市的某個房間裡，跟他一樣睡不著。
林遠翻了個身，拿起手機。
猶豫了一下，他打開簡訊界面，找到楊姝冪的號碼，打了一行字：
"明天就結束了。回去請你吃飯。"
發完，他把手機扣在枕邊，閉上了眼睛。
這一次，沒有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