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英國文壇從浪漫主義向批判現實主義過渡之際，工人階級的咖啡消費與咖啡館文化也迎來了一個轉折期。
早在十七世紀，咖啡館便已在不列顛的土地上興起，成為商賈、學者與政客們聚會議論的重要場所。
然而，那些早期的咖啡館，服務的對象主要是中上階層的紳士們。進入十九世紀之後，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推進，城市中的工人階級迅速壯大，一種更為貼近底層民眾需求的「工人咖啡館」便應運而生。
不少社會改革者大力倡導以咖啡取代酒精飲品。
不過，與其說那是工人咖啡館，倒不如稱之為「咖啡攤」來得更為貼切。
也不知是不是卡萊爾有意為之，這家咖啡攤離售賣報紙的地方極近——嚴格說來，是離《每月雜誌》的售點極近。
而在喝咖啡的當口，總能陸續聽到旁人在議論自己——有工人，也有中產階級，評論更是五花八門。
「諸位最近可有讀過《雙城記》？今日的《記事晨報》刊載了一篇極長的文學評論。」
對方口中的文學評論，不出意外，應該就是狄更斯先前跟他提起的那篇了。
「讀過了，是位新作家寫的，和卡萊爾、狄更斯一樣，不寫那些貴族的故事。」
「喬納森·羅切斯特，哦，多麼平易近人的名字，真想見見這位作家！」
「他一定是受過良好教育，畢業於牛津大學的大學生！」
「見鬼，他定是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的！」
「都別爭了，他定是劍橋大學的。」
羅切斯特撓了撓頭。難道就無人想到，他是一位從工人階級中脫穎而出的作家嗎？
唉……
眼下，一部正在連載的《雙城記》，以及一部以「覺醒先生」為筆名的笑話集，已使羅切斯特在倫敦文壇上算是有了些許名氣。
只不過，後者因使用了筆名，大部分人尚不知那就是他。
然而，要登上世界文壇的頂峰，轟動整個倫敦、整個不列顛，乃至全歐洲、大半個世界，奪取莎士比亞頭上的那頂桂冠，尚需要一段時日的沉澱。
寫書成名向來是個漫長的過程，如今如此，將來亦然。
除了少數天賦異稟之人，大多數人沒有一兩年的工夫是難以成名的。
但一旦出了名，一切便都好說了。財富與名譽會接踵而至，倘若此後的作品質量不減，名氣也會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借著喝咖啡的機會，卡萊爾也向羅切斯特打聽起了他的新小說。
「我的新書嗎...我打算寫....一本名叫《艱難時世》的書。」
聽到這個名字，卡萊爾瞬間來了興致，先是來一段超絕長難句，便開始打聽起《艱難時世》的內容。
說起《艱難時世》，這本書問世於一八五四年。
是狄更斯在其盛年之際所寫的一本書。
這部小說直接的創作動機，起初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
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編的《家常話》雜誌頗不景氣，發行量急劇下滑。
為了擺脫經濟上的困窘局面，狄更斯與其助手們經過一番商議，決定由他親自撰寫一部新的小說，以爭取讀者。
次年四月，《艱難時世》開始在《家常話》上每周一期連載，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載畢。
事實證明，這部小說頗受讀者歡迎。在連載的五個月間，《家常話》的盈利比先前增長了一倍。
然而，我們絕不能由此便認為，狄更斯乃是為了取悅讀者而創作這部作品。
《艱難時世》絕非一部媚俗之作。
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極為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說。
事實上，經濟方面的考量，很快便被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所取代。
在創作的實踐當中，狄更斯所關心的，不再是雜誌發行量的多寡，而是社會的利益、勞資的矛盾、百姓的疾苦。
它最終的成功，完全在於文學創造的魅力。
在於文學所具有的那種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作用。
此外，《艱難時世》是題獻給托馬斯·卡萊爾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弄清楚這個問題，也相當於把握住了這部作品的肯綮。
卡萊爾的社會學說與思想觀點，顯然深刻地影響了狄更斯。
他將《艱難時世》題獻給卡萊爾，乃是表達自己立場與觀點的一種方式。
可以說，狄更斯在此處與卡萊爾唱起了雙簧，去驗證自己所堅信的真理。
兩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
而且，狄更斯的這一立場還是一貫的。
晚於《艱難時世》五年發表的《雙城記》，便是直接在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的影響之下創作的。
所以在創作《艱難時世》的時候，羅切斯特還是要稍做些更改，藉此反過來影響卡萊爾。
羅切斯特豎起了三根手指，「我心中的《艱難時世》共分三卷，『播種』、『收割』與『歸倉』。」
當時狄更斯的想法是，引用了《聖經》的典故。《聖經·新約·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艱難時世》中的這位播種者，名叫格雷戈林，一個專講實際的國會議員與理論家。
雖然這裡是引用了《聖經·新約·加拉太書》，但羅切斯特並不打算直接給卡萊爾點出來。
而是繼續講述後面的情節和大綱。
「格雷戈林，是這個故事的主角，一個專講實際的國會議員與理論家，是故事發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義者，或者說，是功利主義的代言人。」
「他是一個遵循『二加二等於四，而不是更多』這樣一條原則的人，他的口袋裡經常裝著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張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
「他那個頑固不化的腦袋裡，裝的唯有『事實』二字，信念、希望與仁愛這類東西，都被他置之腦後。」
「他在國會中的工作，不過是填填表格、看看數據。」
「他為之工作的那個國會，只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堆』，他與議員同事們，都是『掃垃圾的人』，他們只知道相互揚揚灰塵，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從不知道對『人民』這個抽象的概念盡任何責任。」
「這位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不僅自己信奉事實至上的原則，而且還用這一套理論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種』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殺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關在書房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