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切斯特繼續說道，「格雷戈林還把自己的理論『播種』到家庭以外那片更廣闊的土地上去。他創辦了一所學校，有意把別人的孩子也培養成他自己的孩子那副模樣。」
「他要他們背誦馬的定義，準確地說出馬有二十四顆臼齒、四顆犬齒、十二顆門牙，他告訴他們，沒有人見過四足動物在牆壁上走來走去，因此，便不能用繪有四足動物的花紙來糊牆壁。
「他對該校教師麥契克姆奇爾德先生的訓誡：記住，我需要的是事實。除了事實，不要教給這些男女孩子任何東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實。別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別的一切都清除乾淨。」
「你只能用事實去構造有理性的動物的大腦，其他一切都用不上，這是我培養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則，也是我培養這些孩子的原則，堅持事實，先生！」
格雷戈林的這套事實哲學，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
當它作用於家庭時，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劇。
當它作用於社會時，造成的是社會的悲劇。
這恐怕是倡導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親嚴格的管教之下，格雷戈林的女兒露易莎與兒子湯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
露易莎年紀輕輕，便產生了厭世的思想，經常呆呆地坐在爐火前，望著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與虛幻。
後來，她父親要她嫁給生性暴戾、浮誇，年紀比她大三十歲的銀行家龐德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擺布。
對於自己的婚姻，對於決定自己一生幸福的這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說道：「這有什麼關係呢，父親？」
倘若說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體現為一種危害於她自身的惡果，那麼，在湯姆身上，便體現為一種危害他人、具有極大破壞性的惡果了。
湯姆憑著與龐德貝的親戚關係，在銀行里謀得了一個十分舒適的職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沒於賭場，變成一個寡廉鮮恥的「「狗崽子」。
他最後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盜竊銀行里的錢，並嫁禍於人，做出了最卑劣者所為的卑劣勾當。
格雷戈林創辦的、以事實原則為辦學方針的學校，其學生也沒有結出好果子。
那個能把馬的定義背得滾瓜爛熟的模範學生比澤，後來變成了一個陰險狡詐的密探。當湯姆的醜行敗露之後，他為了討好龐德貝，取代湯姆在銀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將仇報，千方百計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兒子緝拿歸案。
這就是格雷戈林「播種」功利主義所得到的收穫！當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誘惑之下，終於無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時！
她是這樣對她父親說的：「哦，父親，是你把我弄成這樣子的。你就想辦法救救我吧！」
當格雷戈林責問湯姆，為何會幹出那麼丟人現眼的事時，他的兒子是這樣回敬他的：「那麼多人受僱於人……他們中總有許多人是不誠實的。這是一條規律——這話我聽你說過不止一百次。我怎麼能違反規律呢？你常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別人，父親，現在就拿它來安慰你自己吧。」
當格雷戈林不顧長者的體面，可憐巴巴地哀求比澤放了他的兒子時，比澤是這樣對他舊恩人說的：「我相信，整個社會的法則，就是一個個人利益的問題。你必然孜孜以求的，便是個人的利益。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來就是如此。我從小就受這一法則的教育，先生，這你是知道的。」
這便是自食其果。
至此，《艱難時世》的主題已然昭然若揭。
然而，當時的狄更斯並未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他還要把功利主義放在一個更廣闊、更具普遍意義的環境中去考察它的危害性。
那便是，他要把它放在勞工與資本家兩大對峙的階級陣營。
為此，他創造了約瑟亞·龐德貝與史蒂芬·布萊克普爾這兩個人物形象。
羅切斯特對這部作品很自信，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更加接近倫敦工人的文學，它甚至比《雙城記》更加親民。
將勞資矛盾放在大背景下來考察的。
這就使它的思想內容具有了更深刻的時代意義與歷史認識價值。
儘管史蒂芬那溫和的人道主義，並不代表當時工人階級的思想主流，但他艱難的生存環境卻是典型的，是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導火線。
而且，羅切斯特還儘可能採用了最為通俗易懂的單詞，以便於倫敦的工人閱讀。
他相信，《每月雜誌》不會拒絕這樣一部小說。
而他已經完成了前兩部的正文和全文大綱。
「哦，我的上帝！」卡萊爾在聽完最後一個字時，幾乎是從那張椅子上彈了起來，雙手緊緊地攥著羅切斯特的手，仿佛生怕他會憑空飛走一般，「我的上帝！哈哈哈！羅切斯特先生，您……您簡直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一名偉大的作家！」
「……我從未知曉過這樣的文字！從未！即便是狄更斯先生，也未曾讓我感受到如此這般的震顫！」
卡萊爾雙手用力地按在他的肩膀上，「羅切斯特！聽我說，您必須明白這一點——您是一位天才，一位不折不扣的、上帝賜予英國文壇的天才！」
「我真想給你關在小黑屋，讓你寫完整部小說再放出去！」
羅切斯特：？
「我期待你的作品！」
不過，在羅切斯特繼續完成他的鴻篇巨製之前，他還需要解決一個事情：
與卡萊爾結束交談之後，羅切斯特回到了家中。
就在這天夜裡，《記事晚報》上刊載了幾位浪漫主義保守派作者撰寫的文學評論，對羅切斯特發起了猛烈的抨擊——確切地說，是同時抨擊著羅切斯特與那位「覺醒先生」。
這著實令卡萊爾艷羨不已。
他也巴不得自己的名字能與「覺醒先生」並列在一起。
為了蹲守那位神秘作者，他已經在《窮人衛報》的編輯部外守候了整整三日，卻連個人影也未曾見到。
「難不成這個人還不需要稿費？！」卡萊爾如此想到，「難道，這就是羅切斯特今日跟他說的，沒有功利性的人嗎？只為了改變社會而來的人？」
彼時的倫敦，正因為羅切斯特的存在，不少尚未成名的新時代作家們，心中無不暗自感激於他。
畢竟，他幾乎吸引了浪漫主義保守派半數的火力，替他們擋下了那些猛烈的攻擊。那些保守派的先生們已然懶得再去理會其他的作家了。
羅切斯特如今已然成為新世代文學的代表人物——說得好聽些，是這麼個稱謂。
說得直白些，便是那隻出頭鳥。
而英國文壇向來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槍打出頭鳥。
至於那些批判性的文學評論，羅切斯特起初尚有幾分擔憂。
然而通讀之後，他只能說，除了滿紙污言穢語之外，竟尋不出絲毫道理來。
從人民群眾之中汲取養分的文字，難道便不配稱之為文學？這是何等的謬論！
從人民群眾出發的文學不能叫文學？
羅切斯特無話可說，唯有語言有力，日後大家終究還要在英國文壇上打交道，話自然不能說得太過難聽。
然而，那位在《窮人衛報》上筆耕的「覺醒先生」不一定會在英國文壇上打交道。
羅切斯特拿出來了兩封信，一封信的名字叫「覺醒」，另一份信的名字叫「喬納森·羅切斯特。」
英國文壇今日將迎來一場劇變。
英國的報社們，將會永遠銘記這一天。
因為不久之後，各家報社便會發現。
英國作家之間的唇槍舌劍，竟能讓報紙的銷量節節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