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愛迪生和斯旺等人發明的白熾燈技術已變得非常成熟了，逐步在歐洲大城市進行廣泛的商業化應用。而柏林，作為當時歐洲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之一，其電力基礎設施和電網建設方面，更是遙遙領先。
當瓦爾特遇襲的住院期間，夏洛特醫院就在進行新一輪的照明改造，用白熾燈全面替換老舊的煤氣燈。
那是煤氣燈不僅亮度有限，更致命的是它會消耗室內氧氣、散發熱量，並產生廢氣。對於需要保持空氣潔淨、防止交叉感染，以及有嚴格消防要求的夏洛特醫院病房來說，煤氣燈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
在柏林，醫院對新鮮事物來者不拒，電燈和X光機早就裝進了手術室。
而亞歷山大廣場那棟紅磚樓里，走廊上掛著的還是煤氣燈，書桌上點的是煤油燈，停屍房只有一盞瓦斯壁燈，屍體推進來時得湊近了才能看清。
雖說夏洛特醫院和柏林警局之間隔了二十分鐘路，但對「新事物」的態度隔了不止二十年……
此刻，忙碌一天的瓦爾特已換上了大衣，就在要拉下醫生值班室的白熾燈開關之際，一名醫院巡警走過來，將一個大信封交給了他。瓦爾特簽了字，隨手將信封放在桌上。
很快，他發現信封沒有寫寄件人，不過火漆封口上的紋章卻是非常熟悉，與馮·施特滕上校書房門上的紋章圖案一致。
拆開封口，裡面是一份薄薄的官方文件，上面蓋有普魯士軍部的專用印章。瓦爾特展開了那份文件，他讀完了一遍，又讀了一遍。
文件的內容很短：「茲確認瓦爾特·科勒，醫學博士，已於1903年12月26日起，被任命為普魯士皇家陸軍預備役少尉軍醫官，內科方向，即日生效。」
他坐在那裡，左手拿著那份任命書，心裡還在盤算著：這份任命書的日期是昨天，而他收到的時間是今天，效率不可謂不高。瓦爾特把這份任命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
幾天後，瓦爾特從紅堡的米勒督察那裡得知，馮·施特滕上校在確認孫子的身份之後，隨即以個人名義向普魯士軍部提交了一封正式的推薦函，措辭客氣，但分量很重。
其間，老上校提到科勒博士在協助紅堡偵破的各類案件時，提供的科學與縝密的服務，並表示此類人才雖說不能作為外科醫生，但應該在帝國-軍隊的醫療體系中得到妥善安置，云云。
因為有了馮·施特滕上校的擔保與推薦，加之普魯士軍部也並不在意區區一個預備役軍醫官，而且之前的說法只是因為某種技術原因推遲授銜，而非最終取消。所以，針對瓦爾特的重新補錄，也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力。
只是受瓦爾特右手殘疾的影響，軍醫官的軍銜級別還是降了一級，由中尉變成了少尉，而且也不會有正式的授銜儀式。不僅如此，除了少尉肩章屬於軍部下發外，全套軍服的製作都要瓦爾特自己花錢找裁縫。
不過無所謂了，瓦爾特總算擺脫了經濟危機，不僅壓在身上的沉重外債消失了，而且保住了那兩三千馬克的銀行存款。要說新貴還談不上，但算是妥妥的柏林中產。
另外關鍵一點，作為普魯士的預備役軍醫官。和平時期，瓦爾特在履行每年5到8周的軍事服務的同時，也受到普魯士軍方的保護。
得益於德意志統一戰爭時期的大獲全勝，軍官（包括預備役軍官）享有很好的社會聲望。瓦爾特作為一名預備役軍醫官，不僅擁有軍銜，還代表著國家意志及權力的延伸。
毫無疑問的，這種身份使得瓦爾特在平民社會中備受尊重，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普通民眾，通常都會給予其極大的禮遇。
不僅如此，軍官群體往往享有獨立於普通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權（軍事法庭）。在服役期間遇到法律糾紛，作為預備役軍官的他也能夠受到普魯士軍方的特殊庇護，免受地方法庭的隨意審判。
至少，現在的瓦爾特不必再日夜擔心被人從背後盯上了。暗處的人若要動手，首先要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平民醫生，而是一名少尉軍官。
公然動他，就是與整個普魯士軍方為敵。
……
從平安夜開始，柏林的雪基本就沒怎麼停過，下得不大，也不急，就是一層一層的，慢慢覆蓋到屋頂與街沿。這時的空氣都已變得乾冷，呼出的氣都在面前凝成一團白霧，才慢慢地散去。
與此同時，街上的行人也變得稀少，一個個都裹緊著大衣，低頭忙於趕路。唯有隨電車駛過，鐵軌上的積雪時不時會被碾得粉碎，繼而發出陣陣細碎的「咔咔」的聲。
中午時分，一個穿深灰色大衣、攜帶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穿過夏洛特醫院的走廊，腳步不快不慢，既不東張西望，也不猶豫停頓。
很快的，他就輕車熟路地走到瓦爾特所在的助理醫師辦公室門口，停下，見房間裡僅有科勒醫生一人，便抬手在門框上敲了兩下。
「是瓦爾特·科勒博士？」陌生人的聲音不高不低，沒有多餘的語氣。
瓦爾特放下手中的病歷，抬頭回應：「我是。」
「我是弗里德里希·馮·埃伯施泰因伯爵府的管家，受伯爵囑咐，此信請您親自拆閱。」他說完便退到門口，側身站定，背脊抵住門框。他的目光沒有落在瓦爾特身上，而是落在走廊的方向，讓不該進來的人留在外面。
那位弗里德里希·馮·埃伯施泰因伯爵，瓦爾特自然是熟悉的。他是已被法庭判處死刑的馮·里希特霍芬男爵妻子的弟弟，也是其龐大遺產的繼承人，瓦爾特·科勒的第一位大金主，拿過對方800馬克的獎賞。
就在數天前，瓦爾特還在柏林警察局見過這位伯爵，兩人有過一番簡短且友好的交談。
事實上，這位今年三十多歲的馮·埃伯施泰因伯爵，一直都在帝國的外交部工作，之前的幾年裡他待在德意志帝國駐俄國聖彼得堡大使館，坐到了一等秘書職務（相當於正處級）。兩個月前，他是奉命從聖彼得堡回柏林述職，就聽聞姐姐的噩耗。
瓦爾特拆開封口抽出信紙。字數不多，但措辭直接。
伯爵在信中寫道：「上次你提及的碘熏顯指紋法，也許能幫上大忙……魚已經咬了鉤，但我沒看清是誰咬的。如果你方便，請務必今晚來一趟。」
在末尾出，伯爵還反覆叮囑了一句：「此事暫只有你我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