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鶴商行的帳，到了第四年，已經不是帳房先生能一筆一筆理得清的了。
進出項太多，有明的，有暗的。有煙廠的，有鋪子的，有碼頭上倉庫的，還有那些見不得光的。解九遠在長沙，管不了這邊。我索性在舊金山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白鶴商行」，對外只做捲菸、倉儲、船運三樣。明面上極乾淨。帳目請了三位會計，各管一攤，互不相問。重要的錢，我自己心裡有數。
攤子一大，光靠街頭撿人不行了。得招真正讀過書、懂洋文、會算帳的人。可這年月，能讀完大學的，不是白人，就是家裡有些底子的華人子弟。他們眼高於頂，哪裡肯來一個中國人開的商行做事。我不急。這世道，有的是辦法。
我先讓安東尼奧去幾所大學外頭貼招帖。舊金山有公立大學，也有幾所教會辦的學院。我招文書、會計、倉庫管員、船運助理。薪水開得比一般洋行高兩成。白紙黑字，不寫「華人商行」，只寫「白鶴商行」。等他們來了，看見老闆是個中國人，有人掉頭便走。我不惱。這種人，留了也沒用。也有留下的人，起初是圖錢，後來便不走了。因為我這裡不按膚色分高下，只看本事。你做得好，升得快。錢給得足，不玩虛的。
有個從斯坦福來的年輕人，叫戴維斯。父親是個小銀行職員。他學商業，極想進大公司。可沒背景，到處碰壁。來我這兒時，只當是過渡。我讓他先跟安東尼奧理一個月的帳，又讓他去碼頭看貨。他極聰明，只幾日便看出我這裡的生意，遠不止表面那點。我問他：「想不想做大事？」他推了推眼鏡，說：「想。」我道：「那就在這兒做。白鶴商行，比你看得遠。」
後來他成了白鶴商行明面上的經理。再後來，他自己出去開航運公司，也仍替我辦事。
我也招了幾個華人學生。都是從國內出來，家裡供著念書，念完卻回不去。他們有些學工程，有些學商業，還有學法律的。我讓人去華人學生會放風，說有位湖南來的先生，想請幾個年輕後生幫襯生意。有願意的，先來談談。我一個個見。能說會道的，去跑外務；坐得住的，去理帳；學了洋人律法的，我讓他專門替我盯著合同、地契、稅務。這行當，在美國，法比刀還快。
有個叫顧衡的，上海人，學的是化學。本來要去藥廠。我找了他。說：「藥廠能給你的，我都能給。藥廠給不了的，我也能給。」他猶豫了三天，來了。我讓他在煙廠後頭單開一間小實驗室。別人只當是配香精。實則那幾間房，也做些別的。他不多問。只每月把帳和方子交給我。後來我回國，他也留下，成了白鶴商行在舊金山的暗樁之一。
可我還覺得不夠。
美國這地方，天天有人餓死在街上，也天天有人從一個破車庫、一間小鋪面里，一夜做出個名堂。我知道這世道要往前走。我也知道，有些人，眼下還不起眼，再過幾年，十幾年，他們會成為跺跺腳就能讓一條街、一座城、甚至一個國家顫三顫的人物。
上輩子書里電影裡，我見過他們。
所以我有意去找。不是舉著牌子找，是讓范白他們留意。哪條街有人總琢磨新東西，哪個鋪子的小子整天畫來畫去，哪個大學生逢人就說要開公司，窮得吃不上飯還滿眼是火。這些人，我先看，再試探。若真對，便拉一把。給錢，給鋪面，給條活路。然後，在紙上一筆一划地寫下——這個人，往後能幫我掙錢。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光彩。我知道他們未來有多強，所以他們現在再落魄，我也願意出錢。可這錢不是白出的。他們不知道，我早已在暗處，把他們的以後量了個大概。這等買賣，天底下再沒有第二家。
頭一個，是個總在電報局外頭轉悠的年輕人。叫埃迪。瘦高個兒，戴副破眼鏡，見人就說什麼「無線信號」。別人當他是瘋子。我讓人去聽他說了一回。他說，將來機器和機器之間能說話，不用線。人坐在家裡，能聽見千里外的聲音。我記住了。後來我給他出了點錢，讓他搗鼓他那套「無線電」。又幫他租了間小鋪子。他去賣收音機零件。我占四成。那時沒人覺得這行能成。可我知道，這世道，要變天。天一變，聲音就是金子。
再一個，是個很年輕的愛爾蘭人，叫科林。他爹在碼頭扛貨，他偏要學拍電影。總拿個破攝影機，追著海鷗和電車拍。我頭回見他，他正在我倉庫外頭取景。我問他：「你拍這個做什麼？」他說：「將來我要拍能讓人哭也能讓人笑的東西。紐約現在有人拍，可不夠。我要去好萊塢。」我笑了，說：「你連像樣的機器都沒有，怎麼去？」他一下泄了氣。我拍拍他肩：「我借你錢。不是白借。將來你若真成了，得替白鶴拍些GG。」他眼睛亮得跟火一樣。我那時就想，這步棋，興許比一個碼頭還值錢。
還有個年紀更小的，是猶太人，叫班傑明。家裡從東歐逃過來的。他極會算數。才十六歲，就替人寫報稅單，一筆不亂。我讓他來商行做事。他白天上學，晚上來幫我理帳。我給他工錢，也供他讀書。他說，他將來要做銀行家。我笑：「行。你做了銀行家，別忘了我這個頭一個信你的中國人。」他極認真地說：「我不會忘。」
這些人，後來有的真成了人物。埃迪在無線電行當里占了一席之地，科林進了電影圈。班傑明更是一步步往上走，後來去了紐約，在華爾街立了腳。他們不知道，我當年看他們的眼神，就像看一本早就翻過結局的書。我知道他們能成。所以我給錢給得極痛快。可我也在暗裡，把每一筆「情分」都記著。不是怕他們不還。是時候到了，這些人，一個名字，一個電話，就能替我辦成許多別的事。
我不覺得自己黑心。這世道本就是這樣。他們差錢，我差後勢。他們以為我是貴人。我知道他們是長線。如此而已。
白鶴商行的名聲越來越大。到後來，舊金山的煙，三成姓范。碼頭邊四處倉庫，兩處姓范。城西三條街的賭館、酒館、煙鋪，七成姓范。我從不掛自己的照片，也不多露面。可這裡的地下世界都知道，有個「中國范」，不能碰。
我招人，不只看現在。更看將來。有人現在不起眼，可你能從他眼裡看出東西。有的人現在名聲在外，可不中用。我不養閒人。白鶴商行不掛「范」字招牌，可行事做派，全是范家的規矩。進來的人，能留下的，慢慢都認這規矩。認了，便是一輩子。
後來舊金山灣一帶，提起白鶴商行，都說那裡頭出來的，個頂個的能幹。有些大公司也來挖我的人。我不留。誰要走，我請一頓酒，再送份厚禮。可他們大多不走。因為在外頭，他們只是個雇員。在我這兒，他們能見著錢怎麼滾，勢怎麼起。這比什麼都長見識。
我范安瀾，不光要眼前這盤棋。我還要他們替我，把棋下到十年以後，二十年後，下到我回不去的地方。
有時齊桓來信問，說四爺你在美國到底做什麼？怎麼越待越久。我回他：「賣煙。順便種幾棵樹。」他不明所以。我望著舊金山海面，心裡說，這些樹，現在還沒人看見。可等再過十幾年，你抬頭時，頭頂全是他們的葉子。
而樹下，是我范安瀾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