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三年正月，三路北伐的第一道詔書從開封發出。
曹彬為幽州道前軍主帥，與崔彥進等率十餘萬眾出雄州；田重進率定州路兵馬，向飛狐方向進軍；二月，潘美受命統率雲、應、朔一路，楊業為副，從雁門北上。地圖上的三條線彼此分開，最終卻都指向燕雲。
出征前，趙光義單獨留下曹彬。
「東路兵最多，卻不是讓你先取幽州。」皇帝道。
曹彬問：「陛下要臣做什麼？」
「在雄州、霸州一帶張大聲勢，持重緩行。遼軍聽說十餘萬宋軍要攻幽州，必把精騎集中到南京附近。等潘美、田重進平定山後，再三路會合，共取幽州。」
「若沿途城池可以攻取呢？」
「不得貪利求戰。」
趙光義說得很明確。東路真正的任務不是儘快取得最多城池，而是吸住遼軍主力。它像一面迎風展開的大旗，只要遼國始終盯著這面旗，中、西兩路便有機會切斷幽州與山後諸州的聯繫。
曹彬又問：「若敵軍避而不戰，只斷我糧道？」
「所以朕要你緩行。每進一步，先保轉運。」
「臣明白。」
「高粱河以後，朕最怕將領把一日勝負看得比全局更重。」趙光義看著這位替兄長滅過南唐的老將，「你素來持重，朕才把東路交給你。」
曹彬低頭領命。皇帝的信任也是一種壓力：一旦東路後來失去持重，最先被追問的便會是他為什麼不像曹彬。
田重進接到的命令更直接。
他要從定州出兵，進入飛狐一線，攻取靈丘、蔚州等山後要地。那裡道路狹窄，城池分散，遼軍騎兵難以像平原上那樣完全展開；但每過一道山口，後方聯絡也更容易被切斷。
部將問：「東路若不到，我們是否停兵等待？」
田重進答道：「詔令只讓我們按本路進取，沒有讓我們每日猜曹彬走到哪裡。先把自己的路打通。」
「三路會合以前，各自為戰？」
「各有任務，不是各自爭功。」
這兩句話聽來相近，結果卻可能完全相反。分路作戰需要將領獨立判斷，三路協同又要求每一路服從共同節奏；朝廷無法替他們規定每一次遭遇該進還是該停，只能依靠主帥理解最初的意圖。
西路軍議設在代州。潘美展開詔書時，楊業先看山路，沒有先看幽州。
潘美問：「你在北漢多年，雁門以北哪一條路最難走？」
楊業答道：「都難走。西陘可出寰、朔，山路窄，春雪未盡。遼軍若守險，前軍不能急；若不守險，更要提防他們放我們深入。」
監軍王侁在旁道：「朝廷三路並進，遼軍顧得東便顧不得西。雲、應諸州人心思宋，未必有人死守。」
楊業看了他一眼：「希望敵人不守，可以；按敵人一定不守來用兵，不可以。」
王侁道：「楊將軍未出兵，先說了許多難處。」
潘美打斷二人：「正因為難，才問他。西路由我總領，臨敵由楊副帥決機，監軍核驗詔令與軍功。誰也不要替別人做完他的差事。」
這次談話還沒有撕破什麼。潘美是宋初宿將，楊業熟悉代北戰場，王侁代表宮廷監督軍隊。三個人各有合理的位置；可當主帥、熟悉敵情的副帥和握有御前信任的監軍意見衝突時，究竟誰能作最後決定，詔書上並沒有寫得同樣清楚。
三路之外，還有第四條看不見的線，從所有前線通往開封。
趙光義不再親征。他在宮中接收捷報、敗報與請示，再由樞密院發出新的命令。這樣做避免了皇帝像高粱河那樣陷入亂軍，也讓三路軍權始終握在中央。
代價則是時間。
前線探馬看見遼軍，當日便要決定追不追；奏報送到開封，皇帝看完再下詔，戰場可能已經過去十幾日。制度能夠防止一名將領獨斷全局，卻不能讓驛馬跑得比變化更快。
樞密官員把三路進軍日期列成表冊，呈給皇帝。
趙光義問：「若東路進得太快，誰來讓曹彬停下？」
「陛下已經面授方略，主帥自會遵行。」
「若西路遇到遼軍主力呢？」
「潘美可與楊業商議，必要時奏請。」
「等奏請回來，人還在原處嗎？」
官員沒有回答。趙光義自己也知道這個問題無解。他想用分兵解決高粱河孤軍深入的問題，卻又必須接受分兵帶來的另一個風險：三路軍隊看到的是三個不同的戰場，而開封看到的只是遲到的三份奏報。
正月末，東路與中路先後出發。二月，西路也越過雁門。邊地百姓看見同一面宋軍旗幟從三個方向北去，驛道上的糧車晝夜相接。
表面上，這是一場比七年前準備更充分的戰爭：兵力分散，糧道分開，任務清楚，皇帝也不再親臨前線。
但戰爭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不在計劃沒有寫清。
而在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已經完全聽懂了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