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昭元年正月初三·北京南堂
今天我入格物院。
「總理事務王大臣」誠親王胤祉召我和戴進賢入格物院論曆法。
不是「討論」，是「論」——在中國，「論」比「討論」重。「討論」是交換意見，「論」是定規矩。
誠親王要定的規矩是：格物院的律歷司，以後用哪套曆法？
格物院在蒙養齋的舊院子裡。院子不大，兩丈見方，中間一條青磚路，路兩邊種著兩棵松樹。我在羅馬見過類似的院子——耶穌會的學院也是這樣的，小小的，舊舊的，牆皮剝落了，可裡面裝著大東西。真正的學問，從來不在大房子裡。大房子裡裝的是權力，小房子裡裝的是真理。
誠親王在律歷司等我們。他瘦了。比太和殿那天更瘦。眼窩深得像兩個洞，顴骨從臉皮底下突出來，像兩座小山丘。他坐在案後，手擱在膝上，手是涼的——我握了一下他的手。是的，我握了他的手。耶穌會士握手是禮儀，不是冒犯。可我握的時候感覺到了——他的手不只涼。他的手在抖。極輕的抖。不是冷。是一種從裡面往外滲的虛。
我看過這種手。在羅馬的醫院裡。教廷的老樞機主教們，到了最後幾年，手就是這樣——涼，抖，從裡面往外虛。他們的身體像一座被掏空了的房子，外表還在，裡頭已經沒了。
誠親王才四十六。
可他的手像六十歲的人的手。
我沒問。不急。我會在日後的日子裡慢慢看。耶穌會士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我們論了兩個時辰的曆法。戴進賢主講。他講的是「時差」——太陽日在不同緯度的時差修正。戴進賢的漢話不好，他說話像在嚼石頭，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每個字的聲調都不對。可他的算學極好。他在紙上畫了一張圖——太陽、地球、緯線、時差曲線。畫得極精確。每一個角度都標了度數，每一條曲線都標了方程。
誠親王看完圖，問了一個問題：「大衍曆和西洋曆法，哪個准？」
戴進賢說：「西洋歷准。」
誠親王又問：「准多少？」
戴進賢說：「大衍曆推日食，差兩刻。西洋歷推日食，差不到半刻。」
誠親王沉默了。然後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格物院的院子，松樹上有雪，雪在太陽底下化了，一滴一滴往下落。他背對著我們，站了很久。久到戴進賢以為他忘了我們還在。然後他轉過身，說：
「那為什麼不能用西洋歷？」
我說：「因為西洋歷和教廷綁在一起。用西洋歷，等於承認教廷的權威。這是先帝不願意的。」
誠親王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裡有東西在動——不是生氣。是一種「我知道可我沒辦法」的東西。像一個人站在河邊，看著對岸，知道水不深，可他不會游泳。
樊守義在旁邊。他一直沒說話。可他在聽。他聽的方式——我又注意到了——他不像在「聽」。他像在「核對」。戴進賢說的每一個數字，他都在心裡過一遍。他的嘴唇微微動——像在默念。當戴進賢說「差不到半刻」的時候，樊守義的嘴唇停了一下，然後輕輕點了一下頭。那個點頭不是贊同，是「確認」。確認這個數字是對的。
一個在羅馬待了七年的人，聽人講曆法，應該是回憶。可樊守義聽人講曆法，像在對答案。像一個老師在看學生的考卷，每一道題都要核對一遍。
論歷結束後，誠親王走了。他走的時候又咳了一聲。這次我沒假裝沒看見——我看清楚了。他咳完之後，看了一眼手心。手心裡有一點什麼。紅色的。他攥了一下拳，把手攏進袖裡。他以為沒人看見。
我看見了。
論歷結束後，格物院只剩下我和樊守義。
他在譯書。桌上攤著《幾何原本》前六卷的漢譯本，旁邊是拉丁文底本。他在對照。他的手指在拉丁文上划過，嘴唇微動。不是念，是核對。一個字一個字地核對。
我走過去。用拉丁文說：「你在譯後九卷？」
他抬頭。「嗯。」
那個「嗯」。又是那個「嗯」。不像一個在羅馬待了七年的人的「嗯」。不像一個深思熟慮的人的「嗯」。像一個在想別的事的人的「嗯」。像一個人腦子裡同時開著兩條線，一條在聽你說，一條在想別的。聽你的那條線「嗯」了一下，想別的那條線繼續想。
我在他旁邊坐下來。
「樊守義。」我說，「我問你一個問題。」
他放下筆。「南懷謙先生請說。」
「Pater noster——主禱文。你會念嗎？」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完美。每一個音節都完美。「Pater」的爆破音，「noster」的捲舌，「caelis」的收尾——都對。可——
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在念「sanctificetur」的時候，微微頓了一下。不是忘詞。是他在「選」——選發音。像一個在兩種發音之間猶豫的人。古典發音？教會發音？他猶豫了一下，選了教會發音。選對了。可那個「選」的過程，暴露了問題。
在羅馬待了七年的人，不需要選。肌肉會替你選。就像你走路的時候，不需要想「先邁左腿還是右腿」。肌肉替你決定了。
我念 Pater noster的時候，嘴唇是松的。每一個音節從嘴唇上滑過去，像水滑過石頭，不需要想，不需要選。可樊守義的嘴唇是緊的。他在控制。他在讓嘴唇發出「正確」的聲音——不是「自然」的聲音。
像背的。不像念的。
他念完了。看著我。「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我說。「很完美。」
「完美」這個詞，我說出口的時候，覺得它像一把刀。刀鋒朝著他，也朝著我自己。因為我說的不是讚美，是判斷。我在判斷他「太完美了」。而「太完美」，本身就是一種破綻。
他「嗯」了一下。繼續譯書。
我坐在旁邊看他。他的筆在紙上劃。字是漢文。可他寫字的方式——他寫「圓」字的時候，先畫一個框，再在框裡填筆畫。這不是中國人的寫法。中國人寫「圓」，是從外到內一筆一畫，先寫「口」，再寫「貝」，再寫「口」。可樊守義寫「圓」，像在畫一個幾何圖形——先畫輪廓，再填內容。先畫外框，再畫內框，再填中間的筆畫。
一個在羅馬待了七年的人，寫字不該像畫幾何圖。除非他在羅馬學的不是寫字，是畫圖。除非他的腦子裡，漢字不是字，是圖形。
我沒有證據。我只有直覺。可我的直覺告訴我——樊守義這個人，他的身體在做一些他的嘴不會承認的事。他的身體在「念」，他的嘴在「背」。他的手在「畫」，他的腦在「想」。兩套系統在一個人身上並行運轉。像兩個人。一個在前台表演，一個在後台操作。
我也許真的想太多了。長途跋涉讓人多疑。北京的冬天讓人抑鬱。雪落得太久，會讓人看見不存在的東西。
可我睡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