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一點半。
屋裡一切如常。玻璃上只有我自己的影子，沒有紅衣女鬼。
這一路，我內心一直緊繃著，總害怕會跟很多鬼故事裡寫的一樣——計程車后座突然多出一個人，或者打開家門，客廳里坐著一個你不認識的東西。
我環視了家裡一遍。沙發、茶几、堆滿書的書架、陽台上掛著的幾件沒幹的T恤。一切正常。
橘貓繞著我的腿轉了三圈，喵了一聲，去吃東西了。
我蹲下來摸了摸它的頭，它呼嚕了一聲，把腦袋往我手心裡蹭了蹭。貓的體溫比人高一點，暖乎乎的。
真好。至少它是真的。
我在床邊坐了一會兒，沒有開燈。黑暗裡，只有橘貓咀嚼貓糧的咔嚓聲，和窗外偶爾駛過的夜車聲。
我把唐棠的四條簡訊翻出來，從頭到尾又讀了一遍。記錄還在。發件時間00:00。對話框裡，我那句「你在哪？我去找你」還孤零零掛著，底下再沒有回音，像一塊扔進深井的石頭，連個回聲都沒有。
這是證物。跟U盤一樣，是唐棠存在過的證據。她辭職了，被大劉忘了，被通訊公司註銷了——但她給我發過四條簡訊。這個世界刪得掉她的人，刪不掉她說過的話。
至少現在還刪不掉。
難道唐棠也卷進了什麼鬼故事？她知道我這麼喜歡鬼故事，為啥沒跟我說？至少要跟我說一下要去哪，我才知道怎麼去找她。
不過我也知道，如果她遇到鬼還能給我回消息，肯定會第一時間告訴我——因為她知道我很喜歡鬼故事。雖然事實證明我真見到鬼的時候也怕、也慫。
我把手機倒扣在床頭柜上，仰面躺倒，盯著天花板上那道因為漏水洇出來的水漬。
然後漸漸睡著了。今晚太累了，身心都累。
中午十二點醒的。
作息健康得令人心碎。
我想過報警。真的想過。阿凱，一個活生生的人，凌晨四點二十還在敲門，之後從這個世界被抹掉了，連個水花都沒有。
可報警要怎麼說？我甚至在腦子裡排練了一遍對話：
「警察同志，我鄰居被一條不存在的巷子吃了。」
「成年人嗎？」
「是。」
「他昨天晚上……」
「自願退的房嗎？微信通知的嗎？」
「……是。」
「那不叫失蹤，小伙子，那叫自由。」
畢竟社會主義唯物主義者，不相信有鬼。這個世界處理「人沒了」的流程，只認字面意思。
字面上，阿凱回老家了，唐棠辭職了，一切合理，一切正常。
只有我知道，有兩個人正在被一個看不見的橡皮，從世界的帳本上一筆一筆地擦掉，擦得乾乾淨淨。
他們都可能進入了不該進入的地方，都碰到鬼了。
而我，是最後一個還記得他們的人。
中午，我下樓買泡麵。
路過便利店，一切如常。老闆娘在櫃檯後面剝毛豆，塑料筐里的毛豆殼堆得像一座小山。門口的冰櫃嗡嗡地響，玻璃門上貼著「冰紅茶第二瓶半價」的促銷貼紙。
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只是那隻總蹲在路燈底下的流浪貓，不見了。
那隻三花流浪貓，我餵過它好幾次，它跟我熟到會蹭我的褲腿。每天晚上我下班回來，它都蹲在路燈底下那個固定的位置，仰著頭看樓里的窗戶，像在等誰。
便利店門口的台階上擺著一碗貓糧，滿滿的，一口沒動。
紅衣說：下一個，是你家樓下的便利店。
現在是白天，但我不敢進去，我還是不想那麼快消失。我要了解鬼的秘密。
我拎著泡麵快步上樓，進門，反鎖，拉窗簾。
動作一氣呵成，像在跟什麼東西賽跑。
我把十五本手帳從床底下拖出來，又接上移動硬碟。
這一坐，就是十個小時。
從高二那年剪下第一張報紙開始。十年，四千多條。
最早的一批來自市圖書館的地方志閱覽室，我一下午一下午地抄，管理員都認得我，以為我在寫民俗學論文；後來是貼吧、論壇、舊書攤，民國的小報影印件，九十年代卷邊的《故事會》，還有奶奶火塘邊講的那些——老人講故事有自己的講究，講完要往火里撒一粒米，「給聽的加個菜」。
我一條一條錄，一條一條數。
手帳兩千一百一十三條，硬碟兩千六百八十七條，去重之後——
四千八百條整。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唐棠簡訊里的那個數字，精確到個位。
她自己說的，她站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她是什麼時候數的？怎麼數的？難道她從我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盯著我了？
我決定做一件十年都沒做過的事：給它們分類、打標籤。
一個失業的數據標註員，在失業的第二天，給自己找了一份新的標註工作。老闆是我自己，工資是零。
三個維度：來源年代、地區、情緒類型。
情緒類型是我自己設計的標籤：不舍、不甘、憤怒、恐懼、尋找、等待、其他。
挨條打標，打到一半，我發現不對勁。
「等待」這個標籤，越打越多。
等什麼的都有：等丈夫從戰場上回來，等兒子放學回家，等一句遲了幾十年的道歉，等一封永遠寄不到的信，等一個人在某一年的某一天，突然想起它們。
最後統計出來：
等待，占比31.4%。
尋找，占比20%。
不舍，占比18%。
前三名加起來，超過七成。
憤怒，占比4%。
我們講了上千年的惡鬼故事，其實惡鬼只占4%。絕大多數的鬼，不害人，不索命，不嚇人。它們只是在一個地方待著——等丈夫回來，等兒子下學，等一句道歉，等一封信，等一個人想起它們。
鬼故事的本質根本不是恐懼。
是等待。
這個發現讓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難道鬼就只有這個本事？這個邏輯？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怕它們了。我替它們難過。
我正準備繼續分析年代數據，手機突然震了一下。
我整個人繃緊了。
拿起來一看——不是論壇私信，不是簡訊，是系統推送：天氣預報，說今晚有雨。
我鬆了口氣，又覺得好笑。一個被紅衣新娘盯上的人，居然還會被天氣預報嚇到。
我放下手機，繼續幹活。
然後是年代。
我把四千八百條按出現年份排了一條時間線，排完，我把椅子往後推了推。
每隔十年左右，一個峰值。
光緒二十年一波。光緒三十年一波。民國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建國後緩了二十年，然後五四年、六四年、七四年……
像潮汐。每隔十年醒過來一次，翻個身，又睡回去。
上一次峰值，是十年前。
為什麼是十年？十年一個周期，十年一次潮汐，十年一個擺渡人。
那下一次，是不是就是現在？
我記錄著這個異常規律。
繼續第三個維度——地區。
這個維度我本來沒抱希望——鬼故事哪有什麼地理規律，講的無非是村口、河邊、電梯、出租屋。
我把所有故事裡出現的方位詞篩了一遍。
北、南、西，加起來不到三百條。
「東」，三千九百多條。
BJ的故事往東走，廣州的故事往東走，成都的故事往東走。我甚至翻出三條英文的，愛丁堡的、波士頓的，翻譯過來，還是東。倫敦那篇的原文是east，我專門查過詞典。
一百五十年。四個大洲。四千八百條故事，互不相識的講述者，素未謀面的記錄人。
所有的鬼——都在往同一個方向走：東。
三個紅衣女鬼都是「城東」。而我昨晚才知道，在城東的荒地深處，有一扇長在土裡的、門一樣形狀的枯草。
為什麼是「東」？東邊有什麼？為什麼全世界的鬼，都在往東邊走？
我記錄著第二條異常規律，手指在鍵盤上停了很久，敲不下去。
我一條一條往深里翻，翻到後半夜，眼睛都花了，又翻出一樣東西。
有十二條故事，散落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省份——光緒年間浙江的一條縣誌，民國成都茶館裡的一段口述，六十年代東北林場的一頁手稿……
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講的事、死的法、糾纏的對象，全都不同。
但它們講了同一句話。
十二條，幾乎一字不差：
「有人把這事記下來，我就能走了。」
我把這十二條抄在一張紙上，抄到最後，筆尖停在紙上，很久沒動。
它們等的東西，原來也一樣。不是等超度，不是等復仇，不是等血債血償。是等一個記錄的人。等一個人，把它們的故事寫下來，記下來，讓它們不至於徹底消失在時間裡。
那阿凱和唐棠是怎麼回事？他們怎麼會消失？如果他們幫紅衣鬼記錄了消息，不應該是紅衣鬼消失嗎？怎麼是他們消失了？
我盯著那十二條記錄，腦子裡冒出一個念頭——如果記錄本身就能讓鬼離開，那阿凱和唐棠是不是也知道了什麼不該記錄的？或者——他們記錄的東西，不是紅衣想讓他們記錄的？
阿凱看見了紅衣新娘，他記下來了——他告訴了別人。唐棠收集了城市怪談，她記下來了——她寫進了U盤。
他們都被抹掉了。
因為他們記錄的東西，觸及了某個不該被觸及的真相。
而我，正在做同樣的事。
我搜集了十年鬼故事，一直以為這是我的愛好，是我的執念，是我主動選擇的事情。
這一刻我才隱約覺得不對——也許根本不是我在搜集它們。
是它們，在排隊等我搜集。
窗外，天快亮了。
而我手裡握著四千八百個等了很久很久的故事。
它們在等我見它們嗎？
手機又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