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遠征把這件事當作一場戰役來打。偵察兵出身的他，腦子裡的地圖不需要紙墨，路線、地形、時間節點，一切盡在心中，像烙印一樣刻在骨血里。接戰時間是下周三下午三點，地點在西單商場門口，距離行動日還有七天。這七天裡，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精密的儀器，每一顆螺絲都擰到了極致。
他每天下班後不直接回家，騎著那輛二八加重自行車，車把上掛著搪瓷缸子，缸子隨著顛簸叮噹作響。他繞到西單，在商場門口站一會兒，走走停停，把每一條巷子、每一個出口、每一個電話亭的位置都記在本子上。那本子是部隊發的舊筆記本，紙張泛黃，邊角捲起，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畫了圖，標了箭頭，紅藍鉛筆的印記像一道道無聲的命令。
到家已經快八點了。天色擦黑，胡同里的路燈昏黃，像蒙了層紗。林歡在灶房熱飯，那是間低矮的小屋，屋頂上掛著蜘蛛網，牆皮剝落了一塊。鍋里水汽蒸騰，蒸汽把灶房的玻璃窗糊了一層白霧，外面的光透進來，斑駁陸離。灶台是用紅磚砌的，灶膛里柴火燃著，發出噼啪的輕響，火星子偶爾蹦出來，落在地上，燙出一個個小黑點。
「看好了？」林歡把飯菜端出來，搪瓷碗磕在木桌上，發出沉悶的聲響。一盤炒白菜，葉子蔫黃，貼著鍋底焦了邊；一盤炒雞蛋，金黃油亮，上面撒著幾點蔥花；一碗紫菜蛋花湯，飄著幾縷紫菜，熱氣騰騰的。飯菜冒著熱氣，氤氳著家常的煙火氣，和顧遠征腦子裡的硝煙截然不同。
「看好了。」顧遠征把本子翻開，她在飯桌旁邊坐下來，把幾根筷子在桌上齊了齊，發出清脆的碰撞聲。昏黃的燈泡吊在房樑上，光線暗淡，照得顧遠征的臉一半在明處，一半在暗處。本子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畫了圖，標了箭頭，紅藍鉛筆的印記像一道道無聲的命令。「商場有三個出口，東、西、北。正門朝東，後門朝西，側門朝北。我會在東門對面二樓的茶社守著，你在明處，我在暗處。萬一有事，你往東門跑，我接應你。」
林歡看著本子上的圖，看了一會兒。她的手指輕輕撫過那些線條，指尖有些涼。她看著顧遠征，眼神里有擔憂，有信任，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你當過偵察兵？」
「學過。」顧遠征把本子合上，收進抽屜里。那是個老舊的五斗櫥，漆面斑駁，露出裡面的木頭紋路。他把抽屜上了鎖，鑰匙拴在褲腰上，兩根鞋帶系死了，緊緊貼著他的肚皮，像一塊烙鐵，時刻提醒著他責任的重量。
接下來的幾天，他們還商量了幾個細節。接頭暗號——《紅旗》雜誌，那是那個年代最尋常的讀物，也是最安全的掩護。林歡會不會被認出來——不會，她要喬裝。她把自己變成一個陌生人，一個不起眼的農村青年。她的刀呢——帶上了，用膠布纏在小腿上，緊貼著皮膚，冰涼的觸感讓她時刻保持清醒。褲腿一放下來就看不出來，只有一道隱隱的凸起。顧遠征怎麼跟林歡聯繫——他不用跟她聯繫，她一個人去，他一個人盯。這是紀律，也是保護。暴露了怎麼辦——跑。跑散了怎麼辦——回家。回家等，等到天亮，那是他們唯一的歸宿。
「林歡。」顧遠征喊了一聲，聲音低沉，像從胸腔里滾出來的。
「嗯。」林歡正坐在床沿上，手裡摩挲著那把匕首，刀刃在燈光下泛著冷光。
「你要是出事，我也不活了。」顧遠征站在門口，背光站著，身影高大，像一堵牆，擋住了所有的光。
林歡看著他，看了一會兒。她放下匕首，站起來，走到他面前，仰著頭看他。她的眼神堅定，像一潭深水，不起波瀾。「我不會出事。」
星期三到了。這天早上，林歡起得格外早。天還沒亮透，窗外灰濛濛的，只有幾聲雞鳴劃破寂靜。她把頭髮塞進帽子裡，男式解放帽，帽檐壓得低低的，只露出半張臉。她用篦子把頭髮梳得服服帖帖，生怕有一根翹起來。林大柱的舊衣服——那件灰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邊，肩頭打了補丁。她穿上，大了，在腰上系了一根麻繩，勒得緊緊的，顯不出腰身。鍋底灰把臉塗黑，手指也抹了一遍，指甲縫裡塞滿泥，那是生活的痕跡，也是偽裝的道具。鞋裡墊了東西，鞋跟高出兩指寬，整個人拔高一截，走路的姿勢也變了，不再是裊裊婷婷，而是拖沓沉重。她站在鏡子前照了照，鏡子裡映出一個瘦弱的農村青年，眼神渾濁，面容麻木，連她自己都認不出來了。
顧遠征看著她，沒說話。他把那把小匕首遞給她。匕首巴掌長，刀刃是黑的，不反光，那是他特意處理過的。刀柄是木頭做的，打磨得光溜溜的，上面刻著「遠征」兩個字，那是他親手刻的，刻下的是誓言，也是牽掛。「帶上。」
林歡接過匕首，在手裡掂了掂。匕首沉甸甸的，帶著顧遠征的體溫。「你帶什麼了？」
顧遠征從腰後摸出一把五四式，黑漆漆的，在燈光下泛著冷光。他把槍別回腰後，槍柄被軍裝下擺遮住了。「防身。」他停了一下，聲音壓得更低，「不到萬不得已，不用。」
下午兩點，兩人出發了。一前一後，隔著三十米。林歡走在前頭，步子不大，速度不快，像個初進城的鄉下人，東張西望，卻又不敢多看。顧遠征跟在後頭，戴著草帽，帽檐壓得低低的，穿著便裝，藍布褂子，黑布鞋，像個進城辦事的老農民。林歡走得慢，他就走得慢。林歡停下來繫鞋帶，他就蹲在路邊抽菸，煙霧繚繞，遮住了他的半張臉。
不遠不近，剛好能看到她，又不會讓人看出他們是一起的。這是偵察兵的本能，也是他們最後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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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差十分，林歡到了西單商場門口。門口人很多，進進出出的，像潮水一樣。有拎著大包小包的，有抱著孩子的，有手挽手走路的，自行車鈴聲叮叮噹噹，喇叭聲嗚嗚咽咽，混合著人群的喧囂，像一鍋煮沸的粥。她站在門右邊，靠著牆。牆皮斑駁，有些地方掉了，露出裡面的磚頭。手裡拿著那本《紅旗》雜誌，捲成筒，攥著，手心裡全是汗，把雜誌的封面都浸得有些軟了。她沒動，站在那裡，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每一個走近的人都像是來接頭的，每一個走近的人又都不是。三點過了一分，三點過了三分，三點過了五分。
一個穿中山裝的男人走過來了。四十來歲，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方臉，濃眉，嘴唇緊閉，連抿著的弧度都像是測量過的。他手裡也拿著一本《紅旗》雜誌，捲成筒，攥著，不緊不松，步伐穩健，像一個上緊了發條的鐘表。
「林歡同志？」他站在她面前，聲音不大，卻清晰地穿透了人群的嘈雜。
林歡看著他。「你是？」
「跟我來。」男人轉過身，往前走了。他走得很快，步子大，速度快，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咔的，像撥快了的鐘。林歡跟在後面，她不看他的背影，只盯著他的鞋跟。鞋跟磨偏了，內側的紋路已經磨平，那是常年走路的習慣留下的印記。
顧遠征在後面，隔著三十米。他看到了那個男人，記住了他的背影。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方臉，濃眉。他把這些記在本子上，不是用筆，是用腦子。軍帽壓到眉心，他低著頭，讓帽檐擋住半邊臉。腿上的舊軍褲褲線早就磨沒了，褲腳里塞著那柄匕首，貼著小腿骨，硌得生疼，那疼讓他保持清醒。
男人帶著林歡拐進了一條胡同。胡同很窄，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兩邊的牆很高，高得看不見天，牆皮剝落了一大片，露出裡面灰黃色的泥，散發著一股霉味。青磚地坑坑窪窪的，踩上去硌腳，有幾塊磚蹺了起來，邊沿長著暗綠色的苔蘚，滑膩膩的。男人在一扇木門前停下來。門是黑的，漆皮裂得像龜背。門環是銅的，鏽跡斑斑，摸上去冰涼刺骨。
「到了。」男人推開門，側身讓她進去。門軸缺油了，吱呀一聲，像一聲悠長的嘆息，帶著幾分不情願。
林歡走進去，站在院子裡。院子不大，青磚鋪地，縫裡長著青苔，綠油油的，透著一股生機。牆角種著一棵石榴樹，樹不大，但枝繁葉茂，開著幾朵紅花，像一簇簇火焰，在灰暗的院子裡格外顯眼。男人把門關上，走到堂屋門口，推開門。「請進。」
林歡走進去。堂屋不大，一張八仙桌，兩把太師椅，一個條案。條案上供著一尊觀音像，白瓷的，衣紋流暢，面目慈祥，面前點著三根香，香菸裊裊的，滿屋檀香味，帶著幾分神秘和莊嚴。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坐在太師椅上，手裡拿著一把紫砂壺，壺嘴對著嘴，呷了一口，放下。茶葉是陳年的，味道有些苦澀，卻又帶著回甘。他頭髮花白，梳著背頭，油光鋥亮的。穿著一件藏藍色的中山裝，料子好，針腳密，領口別著一枚不知什麼徽章，銅的，磨得發亮，在昏暗的光線下閃著幽光。
「林歡同志，久仰大名。請坐。」他指了指對面的太師椅，聲音溫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
林歡坐下來。椅子是紅木的，硬邦邦的，扶手上雕著花，是麒麟，腳踩祥雲，張牙舞爪的，透著一股古樸和滄桑。那個方臉男人站在門口，像一尊門神，一動不動，目光如炬。
「你是誰？」林歡問，聲音不大，卻很清晰。
「我叫李文濤。」男人把紫砂壺放在桌上，發出沉悶的聲響。「我是『組織』的。我們找你，是想合作。」他看著她，目光在她的臉上停了一會兒，像要穿透她的偽裝，看透她的靈魂。
林歡沒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
「我們知道你的秘密。山海空間，對嗎？」李文濤的聲音不大，卻像一顆石子，投入了林歡的心湖，激起千層浪。他的語氣篤定，沒有一絲疑問。
「你們想幹什麼？」林歡的聲音不大，但穩住了，像一塊磐石。
「合作。用你的空間，為國家服務。」李文濤把紫砂壺放在桌上，壺身上的包漿溫潤，映著他沉靜的臉。
「如果我不答應呢？」林歡看著他，從他的眼睛裡看不出一絲底牌，只有一片深邃。
李文翔看著她，沉默了片刻。「你可以不答應。但我們希望你能考慮。」他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條，放在桌上。紙條是普通的信紙，裁得整整齊齊，上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字跡剛勁有力。
林歡拿起紙條，上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她站起來，把紙條折好，放進口袋裡。那個方臉男人拉開門，讓出一條路。林歡走出去。
走出那扇黑漆漆的門，外面的陽光有些刺眼。她眯了眯眼，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帶著胡同里特有的煙火氣，混雜著煤煙味和飯菜香。她知道，顧遠征就在不遠處等著她。她邁出步子，朝著陽光走去，腳步堅定。無論前方是刀山火海，還是康莊大道，她都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