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案在第三天又來了。這次是香坊區，一個在建築工地幹活的瓦工，在工地門口被兩個穿軍裝的人攔住，說有一批軍用棉大衣要處理，質量好，便宜賣。他掏了二十五塊錢買了兩件，拿回去發現棉絮是黑的，還有亂七八糟的布條子，根本沒法穿。他找到工地旁邊的派出所報了案，派出所把情況轉到了省廳。
陸衛東坐在辦公室里，把三起報案的時間地點在筆記本上列了出來：南崗區、道外區、香坊區。順序是順時針方向，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每天換一個地方。他們的路線應該是提前就固定的，沒有折返，也沒有重複。他把筆記本合上，叫上雷明和孫有才，分頭去三個區的交界處碰一碰運氣。
下午，孫有才在道外區和香坊區交界的一條老街上發現了那輛吉普車。停在路邊，綠色的漆面有些舊，前保險槓上掛著一副綠底白字的民用牌照。他蹲在街對面一家雜貨店門口，裝成等車的樣子，隔著街道看見那輛車。車裡沒人，但車后座上放著幾個紙箱，用舊軍毯蓋著。他記下車牌號，沒有靠近，繼續蹲了一陣。大約四十分鐘後，兩個穿軍裝的男人從旁邊一條巷子裡走出來，一人手裡拎著一袋東西，上了車，發動引擎，朝北開走了。孫有才等那輛車駛出一段距離，才不緊不慢地跟上去。
吉普車在路上開得不算快，有時在紅綠燈前等一會兒，有時在路邊停一下，像是在查看周圍環境。孫有才騎著借來的自行車，隔著一兩百米跟在後面，保持著不會被注意到的距離。跟了大約半個多小時，吉普車拐進了一片老居民區，在一棟灰磚樓前停了下來。兩個穿軍裝的人下了車，從后座搬下幾隻紙箱，搬進了樓里。孫有才在巷口停下自行車，記住了那棟樓的位置和門口的特徵，然後折返回去。
那天晚上，陸衛東坐在辦公室里，把這幾天的線索在地圖上重新捋了一遍。那輛吉普車和兩個穿軍裝的人在三個區之間依次移動，中間沒有停頓，也沒有折返。他們的路線是有計劃的，每天只在一個區域活動，不逗留。
第二天一早，陸衛東帶著雷明和孫有才去了那片老居民區。那棟灰磚樓在一條窄巷的盡頭，樓門敞著，樓道里光線很暗，牆面上刷著斑駁的綠漆，已經脫落了大半。三人沒有直接上樓，先在樓下站了一會兒，觀察周圍的情況。他在一樓樓梯拐角看見了幾道刮痕——像是箱子邊緣蹭過牆面留下的，痕跡很新。
他上了二樓，在走廊里走了一段，在一個門口停下來。門是舊的木門，漆面已經斑駁，但門框邊緣有一道新的磨損痕跡，和樓下那些刮痕高度一致。他敲了敲門，沒有人應。又敲了兩下，還是沒有回應。他側過頭，把耳朵貼在門板上聽了一會兒，屋裡有極其輕微的聲響，像是什麼東西被碰了一下，然後迅速安靜下來。
陸衛東退回兩步，沒有繼續敲門。他讓雷明守在樓道口，然後帶著孫有才下了樓，在樓對面的一個牆角蹲了下來。太陽漸漸升高了，把灰磚樓的影子收了一截，又從對面樓房的屋頂斜斜地照過來，在兩人面前的地面上鋪開一層暖黃色。他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一個人從樓里出來，穿著軍裝，沒有戴帽子。他沒有往路口走，而是拐進了旁邊一條更窄的巷子。陸衛東讓孫有才跟上去，自己繼續蹲守。
孫有才跟了大約二十分鐘，回來的時候手裡攥著一張疊好的紙片：「他進了巷子盡頭一間平房，待了不到十分鐘就出來了，空著手。我在他進去的時候從窗口往裡看了一眼，裡面堆著幾個紙箱，和吉普車后座上的那種一樣。」他把紙片遞給陸衛東，上面用鉛筆寫著一個地址，字跡潦草但清晰：「慶豐街47號，後院倉庫。」
陸衛東把紙片收好，又等了大約半個小時，確認那個人沒有再回來，才站起來，帶著雷明和孫有才繞到了那間平房的後巷。慶豐街47號是一棟帶院子的舊平房，院牆不高，牆頭上長著雜草。院門鎖著，但鎖不是那種結實的掛鎖，只是普通的彈子鎖，鎖體表面已經生鏽了。陸衛東讓雷明在巷口守著，自己和孫有才翻牆進了院子。院子不大，地面是壓實的泥土，牆角堆著幾隻空紙箱。後門虛掩著，他推開門，裡面是一間大約二十平米的倉庫。光線從一扇積滿灰塵的小窗戶透進來，照亮了靠牆堆放的一摞摞紙箱。紙箱上沒有標記，但打開其中一隻，裡面整齊地碼著一雙雙軍用膠鞋，鞋底厚實，鞋面嶄新。他又打開另一隻，裡面是疊好的棉大衣，深綠色的，領口縫著人造毛，看著很像一回事，但用手一捏，棉絮鬆散，沒有正經軍用棉服那種壓實的重量感。
陸衛東從一隻紙箱裡抽出一雙鞋和一件大衣，放在地上翻看了一下。鞋底邊緣有一道模糊的壓痕，模模糊糊的標記，像是某個南方小廠的印記，不是標準軍需物品件。棉大衣的內襯縫線也不均勻，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疏。他把東西放回原處，沒有動其他箱子。他在牆角一張破桌子下面發現了一本翻開的舊帳本，紙張泛黃，封皮已經沒了，但裡面用原子筆手寫著幾頁記錄，日期從今年三月開始，列著「膠鞋進貨」「大衣進貨」「手套進貨」幾欄，數量從幾十到上百不等，後面跟著日期和價格。
孫有才蹲在他旁邊，壓低聲音說：「這地方比那間出租屋大得多，存貨量也大。如果那輛吉普車只是送貨的工具，那這裡是他們的倉庫。」
陸衛東把帳本放回原處，站起來：「那就先不動這地方。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已經找到這裡了。」
當天下午，他去了車輛管理所，調出了那輛吉普車的登記信息。牌照是真實的，掛在哈爾濱一家運輸公司名下，但這家公司去年已經註銷了，車輛沒有辦理報廢手續。車管所的工作人員說，這種情況不常見，但不排除有人買下了註銷車輛後繼續上路。陸衛東把那張登記信息夾進筆記本里。
傍晚，王淑芬正忙活灶台，火光照著她的側臉，把額前的碎發映成暖黃色。他走進灶房，在水缸邊舀了一瓢涼水喝了一口，把瓢放回缸沿上：「明天我可能要晚點回來。」王淑芬沒有回頭，又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又有案子？」他說：「有疑惑冒充軍人的騙子。已經摸到他們的倉庫了，明天打算再去看一眼。」她站起身，把鍋蓋蓋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你自己小心點就行。」
第二天上午，陸衛東帶著雷明和孫有才再次去了慶豐街47號。這次他們帶了搜查令。雷明翻牆進去開了院門，三個人進了倉庫。紙箱的數量和昨天一樣，沒有減少，也沒有增加，但在牆角一塊鬆動的水泥磚下面，他發現了一個用油布包好的東西。打開油布，裡面是一副老舊的軍用牌照，白底黑字，邊緣已經磨損，但號碼還能辨認出來。他把牌照翻過來，背面用原子筆寫了一個日期，字跡已經褪色，但能看清：「1985年6月。」
陸衛東接過牌照，沒有多說什麼。他想，那副綠牌吉普不是他們的第一輛車。他們手裡還有一副軍牌，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換上，也可能一直留著備用，等需要從貨場提貨或者穿過檢查站的時候才用。沒有在這批帳本里找到任何與「清心功」相關的標記。現場找到的物品和傳單不相關聯，像是獨立運作的一個騙局——同樣偽裝身份、同樣流動作案，但目的單一，只為了錢。他合上帳本站起來：「先把人找到。貨在倉庫里，他們一定會回來補貨。把那棟灰磚樓和這間倉庫都盯住，不能讓他們再上街騙人，等他們回來取貨的時候收網。」
當天下午，雷明和孫有才分別蹲守在灰磚樓和倉庫附近。天黑之後，灰磚樓二樓那扇窗戶的燈亮了一陣又滅了，沒有人進出。倉庫那邊也沒有動靜。第二天凌晨，天色將亮未亮的時候，一輛綠色吉普車從主路拐進了慶豐街。雷明從對面的車棚里看見了那輛車，車燈沒開，車速很慢，像是在確認周圍有沒有人。他讓孫有才從側面包抄，自己從正面靠近。吉普車在倉庫門口停住，駕駛座上的人沒有熄火，副駕駛的人下了車，走到後門掏鑰匙開門。就在他彎腰開鎖的時候，雷明從車棚的陰影里走了出來：「別動。公安。」那人猛地直起身，看了一眼雷明，轉身就要往巷子裡跑，被孫有才從巷口堵了回來。駕駛座上的人反應更快，一推車門就要跑，被雷明一把按住後背壓在了引擎蓋上。兩個人的手被反剪在身後，銬上了。
當天下午，陸衛東在省廳的審訊室里問出了結果。他們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為。開車的那個叫劉志國，另一個叫趙德勝，都不是哈爾濱本地人，長期倒賣假冒軍用物資。這輛吉普車是從一個已經倒閉的運輸公司買來的，當時那家公司正在清盤處理資產，他們花了一筆錢拿到了車和一套還未過戶的牌照。貨物是從南邊進的，有穩定的進貨渠道。他們賣的時候從不固定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賣完一個區就換一個區，以免被人記住。他們不跟「清心功」有任何關係，也不認識發傳單的人。
陸衛東把筆錄合上，暫時沒有追問更多。他聽完了他們的供述，確認他們發不了傳單，也沒有任何與「清心功」相關的物證。他回到辦公室，把慶豐街的卷宗和「清心功」的材料分開存檔，放進了兩個不同的抽屜里。當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志平正在客廳里寫作業，聽見門響抬起頭：「爸，抓到了？冒充軍人的壞人？」陸衛東走到他旁邊坐下，隔了幾秒才回答：「抓到了。」志平又問：「那他們是騙人錢的，還是發傳單的那種？」陸衛東看了他一眼，也隔了幾秒才回答：「騙人錢的。發傳單的那種還在查。」志平沒有追問，低頭繼續寫作業。陸衛東在客廳里坐了一會兒，看著窗台上那盆乾枯的茉莉花，枝幹在路燈的映照下呈暗褐色，邊緣微微捲起。他走到窗前，伸手碰了一下最頂端的那根細枝，乾枯的枝條在他指尖微微晃動了一下，又恢復了靜止，然後轉過身，走進了灶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