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一陣。孫海波開口了：「有，原來南山礦下坡土建隊的王自德。同學馮超、馬艷明。我媳婦乾媽家的孩子田源。還有個修摩托的，陳哥。」
「叫什麼名？」
「不知道。」
「怎麼認識這個陳哥的？」
「修摩托車認識的。」
「講一下陳哥的一般情況。」
孫海波想了想：「三十二三歲吧。在俊德礦工作，梨樹屯小學附近住，具體哪戶我不清楚。」
「你們經常接觸嗎？」
「有時候接觸。去年九月份我家小孩滿月，他和田源到我家喝酒去了，是我通知他們去的。後來他到我丈母娘家買過白條雞，買了四隻。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
問起田源，孫海波說是在南山礦採區上班的時候認識的。一個月接觸幾次。
去年九月孩子滿月時田源來喝了酒，十月份他又去田家喝了一次，跟田源家裡人一起喝的。
「田源有什麼特徵？」
「一米七左右。記不清左邊還是右邊，那隻眼睛有點毛病，好像有點斜。沒有工作。」
「我不知道。去年十月份在他家喝酒，說要去韓國幹活。我送他去的車站。具體去哪沒細說，從那以後沒聯繫過。」
「他給你來過信嗎？」
「沒有。又不是親戚，就算來信也來不到我這。我聽他弟弟田斌說過，他家裡人也說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都沒見到他。」
問起怎麼認田源媽媽做乾媽的，孫海波說：「一九八七年，我和田源在一起幹活。熟了以後常帶我愛人去他家玩。他家沒姑娘，他媽就要認我愛人做乾女兒。」
「田源走了以後，你們還跟田家來往嗎？」
「有時候去，看看田源的爸媽。大年三十晚上，田斌給我們送了餃子，生餃子。我問他田源回來沒有，他說『回來』，然後就走了。」
另一名預審員追問：「除了眼睛，田源還有哪裡有問題？缺牙嗎？」
孫海波說沒留意。
「紋身呢？」
「沒看見有記號，也沒見到紋身。」
在孫海波家裡，對張慧茹的詢問也告一段落。
張慧茹二十六歲，功能區集貿市場個體營業員。
她把孩子交給母親，自己坐在床上，手指絞在一起。
兩個民警坐在對面：「我們是南山分局刑警隊的。找你了解你愛人孫海波的情況，希望你如實反映。隱瞞不實要負法律責任。」
「孫海波最近常跟誰接觸？」
「平日裡他不往家領人。我在外頭做買賣，家務活都是他干。他在外頭接觸誰，我不知道。」
「你愛人和田源關係怎麼樣？」
張慧茹想了想，說是普通朋友。去年夏天田源來過兩次。
「一月二十八號晚上，南山礦出事那天，你愛人出去過嗎？」
張慧茹臉色變了：「記不清了。他晚上一般不出去。好像是在家。」
「是在家嗎？」
「是。」
「你愛人有獵槍、手槍嗎？」
張慧茹鄭重地搖了搖頭：「沒有。」
問起孫海波的愛好，張慧茹說：「有時候看看書，玩玩拉力器什麼的。」
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濤也被帶進了審訊室。
二十三歲，偏瘦，看著精明。椅子上有點灰，他掏出手絹擦了擦才坐下，動作有點女氣。
「知道為什麼找你嗎？」
孫海濤說：「我沒什麼事。」
問起現在幹什麼，他說：「個體生意。賣服裝，開飯店，有時候往外地發煤。」
「跟你哥關係好的都有誰？」
「南山礦車庫的李兆祥，六號住的田源，還有陳忠德。」
「最後一次見田源是什麼時候？」
孫海濤理了理頭髮，想了想：「去年八月節晚上吧。我和我媳婦去田源家，田源他對象還有他爸三個人在家。從那以後就沒見過了。」
「田源平時穿什麼衣服？」
「經常上身穿個白背心。」
「他身上有什麼記號？」
「沒有啊……我看見他左胳膊上有一條紋的龍。」
問起一月二十八號當天幹了什麼，孫海濤反而來了精神：「年前六七天吧，就在家拆洗被褥了。沒幹別的。一直到二十九號才把活幹完。洗的老乾淨了。」
「這幾天誰見過你？誰去過你家？」
「誰也沒見過，也沒人來我家。」
「誰知道你在家拆洗被褥？」
「我爸媽媳婦都知道。」
「你哥有槍嗎？」
「沒有。他也買不起獵槍。」
「田源有什麼愛好？」
「我就知道田源愛跳霹靂舞。」
「田源平時穿什麼？」
「他家挺困難的，不怎麼穿好衣服。沒太注意。」
「你哥和田源之間辦過什麼事嗎？」
孫海濤想了想：「四五年前吧，田源把人打了，被六號派出所抓了。我哥和田源他媽去了派出所，給他交了賠款和罰款。後來田源就放了。就這事。」
「認識閆文宇嗎？」
「認識。從小就是鄰居。小時候常在一起玩，長大了就不在一起了。」
孫海濤的審訊記錄送到專案組。
崔道植看完，說：「按照之前的推測，有人戴假髮男扮女裝。從孫海濤的言行舉止來看，嫌疑比較大。」
專案組的人都沒異議。
另一間審訊室里，閆文宇的詢問沒取得預期結果。
他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一會兒伸出左腳，一會兒伸出右腳。
臉白，眉目清秀。一九七一年九月生，二十四歲，原籍河北黃驊，家住鶴崗工農區五十七委七組，原是南山礦水電科工人。
水電科的工作松得很，每星期一三五點個卯，其餘時間自己支配。只要月底把水電費收上來，就算完事。
工資不高，一個月一百七八。一九九四年十月停薪留職。家裡人人都有公職，條件不算差。
「為什麼停薪留職？」
「掙錢太少。」
「一月二十八號南山礦出事那天，你在幹什麼？」
「那天我沒在家。第二天我才從外地回來過年。二十九號。」
「去哪了？」
「去天津做買賣。去了兩個月。頭年十一月底走的。聯繫木耳生意。」
「誰能證明你去了天津？」
閆文宇停了半晌：「也沒人能證明。坐火車到哈爾濱，倒車去天津。也有人能證明——在哈爾濱候車室認識了個女的，一起去的天津。」
「她叫什麼？」
「伊娜。沒工作，算個『兔子』吧。十八九歲，長春人。」
「什麼時候分的手？」
「從天津回來的時候，在哈爾濱車站。」
預審員盯著他：「這麼長時間，兩千塊錢夠花嗎？」
誰都明白，帶一個「兔子」，花銷小不了。
閆文宇低下頭：「我在火車上偷了個包。」
「偷了多少？」
「三千多。一個農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