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個案子，吳國慶像是被觸動了某根弦，話頭一開便有些收不住。
他身子微微前傾，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桌面，語調裡帶著一種少見的、不加掩飾的起伏：「追捕這個嫌疑人，是近二十年來全國範圍內最大的一次。全國各地公安機關投入的基礎性工作量，大得驚人。全國公安整體作戰的優勢，這一次是充分地顯出來了。」
他掰著手指頭，一件一件往下數，語氣不像匯報，更像在復盤一場刻進骨頭裡的戰役。
「各地的工作紮實到了什麼程度？大到上海的繁華街道，小到青海的一個山溝、山東的一家小旅館，都有信息反饋到專案組。」
「社會各界的支持也是一股合力，為專案指揮部進一步畫出重點地區，做了有力的鋪墊。同時，那些重點地區——江西贛州、廣東韶關、湖南邵陽——各項偵控措施一步一個腳印，步步為營。全國各地就圍著嫌疑人可能藏身的那幾個點，反覆地、細緻地篩。」
他頓了頓，講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破案前幾天，被列為重點地區的江西某縣搞了一次地毯式排查，排查完之後，縣委書記拍著胸脯保證，馬加爵不在他那個縣。」
「這個結果，疊加上之前掌握的科學信息，讓專案指揮部把稽查重點最終鎖定在了海南。然後，是更準確地鎖到了三亞。」
他忽然輕輕哼了一聲，像是感嘆，又像是鬆了口氣：「逃到天涯海角的嫌疑人，終究也沒能逃出這張法網。」
案子破了，各路媒體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去打量這個叫馬加爵的年輕人，試圖拼湊出他的另一副面孔。
《新聞晨報》在2004年3月16日發了一篇報導，標題叫《馬加爵，一個大學生屠夫的成長》。
裡頭有這麼幾句，寫得毫不客氣：「大家都覺得他心裡有問題，每次同別人鬧不愉快，他從不反思自己，總認為是別人找他麻煩。後來大家只能以遠離的方式對待他，但絕沒有料到他會如此的極端。」
隔了一天，《中國青年報》那篇《馬加爵其人》寫得更是直白，幾乎把一個令人不安的身影直接推到了讀者眼前。
「馬加爵平時看起來就給人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特別是有時候在教室樓道里遇到他，由於樓道的光線不好，他就給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能嚇人一跳。」
「他這人太怪了，沒人敢接近他。當他在籃球場打球時，如果別人沒打好或不小心撞到他一下，他就會翻臉罵人，時間一長，也沒人跟他一起打球了。」
與此同時，網上開始瘋傳一篇號稱是馬加爵在獄中寫下的遺書。
開頭那幾句，「春城的春天，下著雨，有著一絲淒寒的風，我望著生鏽的鐵窗，我想起了我可憐的父母」，傷感得恰到好處，在網上惹哭了不知多少人，甚至被人做成了視頻。
可這東西後來經多方查證比對，假的就是假的，偽造的痕跡太過明顯，並不是出自馬加爵之手。
不過，在後來所有試圖剖開這樁案子的文字里，流傳最廣也最經得起推敲的，還是一篇發表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上的專業文章，叫《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作者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教授李玫瑾。
這篇分析文章切入的角度與網絡上的熱鬧截然不同，開篇便一針見血：馬加爵的犯罪，屬於因仇恨引發的那一類。
這種類型，跟那些為了弄錢、為了滿足性慾的犯罪完全是兩碼事——他殺人，不是為了獲取什麼享受，而是為了表達，為了把心裡積壓的某種東西傾瀉出來。
如果把犯罪動機的起點簡單歸結為一個「窮」字，那就不全面了，也偏離了問題的真正起點。
用這種邏輯去解釋他的動機，很容易拿幾頂大而無當的社會帽子，把他個性上的死角遮得嚴嚴實實，反而誤導人們對其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心理因素做出判斷。
真正決定馬加爵犯罪心理問題的，是他在強烈壓抑之下擰成一團死結的情緒、早已被扭歪了的人生觀，以及一個以自我為中心撐起來的性格結構。
而他犯罪的整個心理過程、他殺人的手段和方式，又無處不與他那個不能被忽視的智力水平纏在一起。
文章里，「難解的犯罪動機」這個標題，單拎出來就能壓得人心裡一沉。裡面提到，通緝期間，一位負責追捕的高級警官就曾說過，這個案子的犯罪動機很值得往深里挖。
從當時已經掌握的情況和現場重建來看，被他殺害的四個大學生里，有三個跟他同住在貧寒學生扎堆的宿舍，被害人絕不會是因為錢財才丟了命。
他花了整整三天，斷斷續續地殺了四個人，每殺一個都要停下來花時間清理收拾，然後再動手做下一個。這種節奏，絕不屬於那種被憤怒一下子衝垮理智的激情犯罪。
要說他寒假沒回家，一個人悶在宿舍里被孤獨和寂寞擰出了精神病態進而殺人吧，可現場所有的痕跡又都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做得有條有理，殺完人後上網查網頁、去銀行取錢，然後有步驟有計劃地往外逃，這絕不是精神病人的作案風格。
不圖財，沒有衝動時的狂暴跡象，行為邏輯也始終正常運轉，那他到底還有什麼心理原因，死在什麼樣的動機上？
這個問題像一塊磁鐵，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住了。隨著馬加爵落網，公眾的注視已經不是單純的好奇。
四名同學接連被殺，這種惡行太刺眼也太可怖，人們在兇手被按住之後，必然會用盡力氣去拆解他行為背後的邏輯，想把這一樁駭人的公共事件，塞回自己能夠理解、能夠想像的框架里。
仿佛這樣，才能重新找回一絲對社會運行秩序的預判信心，才不至於覺得這世界隨時會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