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摸清他心理的底片，李玫瑾在3月26日趕到了昆明，但未能見到馬加爵本人。
雲南省刑偵總隊的同志把全部審訊記錄、錄音帶，以及在馬加爵老家找到的他初中時的日記，都攤在了她面前。
這些間接材料讓她對他的心理變化過程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她設計的犯罪心理調查問題，也由昆明市局負責審訊的同志代為問了進去。
但從反饋來看，馬加爵並沒有完全說實話。一些不太敏感的話題他肯答，一些要緊的問題，他像是用一把鈍刀子輕輕帶過，答得過分簡單，審訊那邊又沒能及時跟進追問，導致有些地方終究沒能挖到想要的深度。
在這之前，那些嗅覺敏銳的記者們，也早已從另一路試圖找到這個答案。
他們去了他的家鄉，找到了他的家庭。父母都還在，老實本分，在老人眼裡，馬加爵小時候乖順聽話，孝敬聰明，愛學習，是完全正常的童年。
他們去了他上過的學校，找到教過他的老師，在老師記憶里，這個孩子成績優異，性格內向靦腆，也算一個好學生。
這本帳越翻越讓人糊塗——難道人的心理發展真的可以不講邏輯嗎？難道犯罪心理天生就是一種沒頭沒腦的怪異現象嗎？
於是目光又轉向了環境。他的貧困是擺在那裡的，一望而知。由窮變自卑，由自卑又憋出一股過度脆弱的自尊，當那點自尊被狠狠扎破的時候，人就會瘋了一樣報復——這似乎是一條一眼就能看到底的因果鏈。
尤其是馬加爵自己供述，他動手的緣由不過是和同學打牌時鬧出的一點小摩擦，這話一出，仿佛就更把人們的猜測一錘子敲實了。
昆明的審訊室四壁冰涼，日光燈鎮日鎮夜地亮著，分不清白天黑夜。
民警坐在對面，把那個最直接的問題拋了過去。
「你為什麼殺人？」
馬加爵抬起眼睛，裡頭像蒙了一層灰：「我覺得我太失敗了。」
「你為什麼覺得自己失敗？」
「我覺得他們看不起我。」
「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他們老在背後說我。」
「他們都說了些什麼？」
「他們都說我很怪，把我的一些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甚至一些隱私都說給別人聽，讓我感覺完全暴露在別人的眼裡，別人都在嘲笑我。」
說到這裡，他哭了，眼淚毫無預兆地湧出來，在那張已經洗乾淨了的臉上嘩嘩地淌。那張臉褪去了三亞街頭的泥垢，反而顯得更空了。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這樣說你？」
「可能是因為我窮。」
「還有呢？」
「還有，以前我很想和他們融合在一起，我試著說一些笑話，但每次卻招來了他們的嘲笑。」
「那你說你們打牌，他們說你作弊是怎麼回事？」
「那天打牌本來我沒有作弊的，但他們偏說我作弊，讓我覺得他們又看不起我，於是我便動了殺他們的念頭。」
他把話頭落在了「窮」字上。當時各路報導也順著這條線往下捋，幾乎眾口一詞地把這樁血案歸結為「窮人的自尊」。
李玫瑾教授卻在這個節點上按下了暫停鍵。她仍然認為，將貧窮歸結為犯罪動機的起點的歸因並不全面，也並非真實的問題起點。
如果以這種歸因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很容易以一般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進而誤導人們對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斷，容易使人感到他的犯罪令人同情，他的犯罪情有可原。
事實上，她曾看到過這樣的報導——到那時為止，至少有四家律師事務所主動站出來，提出要為馬加爵做無罪辯護。
正是這些聲音讓她覺得，在案情逐步趨於清楚的情況下，仍有必要對他的犯罪心理做更深一步的解剖。
四個被害者已經永遠閉上了嘴，無法為自己的言行做哪怕一句申辯。更何況，其中兩個人根本不在所謂「言語不慎」的範圍內。
唐學李，只是因為暫時借住在317宿舍，他愛睡覺，總窩在床上不出門，擋住了馬加爵的殺人計劃，於是頭一個被錘子砸碎了腦袋。
龔博，更是連牌局都沒參與過，他和馬加爵之間那點所謂的「過節」，僅僅是過生日的時候沒請他，以及邵瑞傑拿這件事刺過馬加爵一句：「就是因為你人品不好，所以龔博過生日都沒叫你。」
就這一句話，龔博的名字就被寫進了死亡名單。
隨著有關馬加爵的材料一份接一份地公布，他犯罪心理中那些最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內容，也開始一點一點從水面下浮上來。
他的犯罪，確實屬於那種由仇恨驅動的類型，跟侵財、跟性慾全無關係。他殺人，不是為了搶到什麼，也不是為了滿足什麼，而是為了表達，為了把胸口裡堵了太久的東西一股腦地噴出去。
而真正鎖死他犯罪心理的那把鎖，是他強烈但壓抑到凝結狀態的情緒特點、一副早已被扭歪了的人生觀，以及一層以自我為中心的、硬得敲都敲不開的性格外殼。
同時，他策劃實施犯罪的整個心理路徑、他選擇的手段與方式，無處不與他那不均衡的智力水平緊密相扣。
他的智力像一把偏刃的刀。馬加爵智商很高，但整副腦筋幾乎全壓在理科上，他喜歡磕那些有難度的科目，數學、物理、生物、英語，學得都不賴。
可一換到人文科學這一邊，他的興趣就塌成一片荒地。他最怕寫作文，翻開他初中時的日記，字跡潦草得像一把亂柴，語言直白得沒有任何彎彎繞繞。
這種智力的偏科首先意味著，他和許多一頭扎進理工科的大學生一樣，對人生的複雜紋理、社會的明暗層次，缺乏基本的感知力。
他們習慣把人世間那些糾纏盤繞的關係，當成一道道去除情感變量的方程式來處理，簡單、直接、沒有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