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高承勇的辯護律師，朱愛軍也扛著不小的輿論壓力，可這是他的職責，他必須全力以赴。
他開始埋頭研究變態法醫學，提醒自己不要用正常人的邏輯去跟高承勇交談。
朱愛軍說：「如果我們能把高承勇這個案子徹底研究透了，以後說不定就能預防再出現類似的情況。」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號，官方公布了宣判日期。
朱愛軍打電話通知高承勇的妻子張青鳳，電話那頭反應很平淡，只說了一句「知道了」，連宣判的具體地點都沒有問。
家人、朋友眼裡的高承勇，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他上頭有五個姐姐、一個哥哥，他是最小的那個，跟大姐高榮相差了二十多歲。
高承勇落網後，媒體試圖找到原本住在城河村的他哥哥，到了才發現人早就搬走了。
那些嫁到外頭的姐姐們，也一個個消失在了人們的視線之外。
大姐高榮嫁到了當地水川鎮一個很偏的村子，離城河村有四十分鐘的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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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剛一張嘴，提了一句她弟弟的事，高榮便像被點著了似的，吼出一聲：「不要跟我提這個人，出去！」
離高榮家不遠，也在水川鎮，高承勇的二姐夫張田——一個頭髮花白、身子瘦小的老人——在馬路旁邊守著一間小賣部。
高承勇的二姐好多年前就過世了，張田一個人過著日子。
他說，高承勇比自己的愛人小了將近二十歲，是姐弟裡頭最孤僻的一個。
「平常他也不上我這兒來，我也不理他。爹媽都沒了，他跟這些姐姐姐夫的關係全都不好。性格問題，他不愛做聲，是家裡最孤立的人。」
逢年過節，張田愛人還在的時候，幾個姐妹和高承勇的哥哥還有來往走動，可高承勇幾乎從不和他們串親戚。
張田又補了一句：高承勇跟他大哥矛盾很深，當年分房子鬧得亂七八糟。
村里一些人也記得，高承勇的哥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搬離了祖宅。
在城河村，但凡有親兄弟的人家，習慣都是大兒子結了婚就另立宅基地，小兒子留下陪父母住祖宅。
高承勇分到的是老宅，分家時跟哥哥鬧了經濟上的糾紛。
後來律師朱愛軍曾當面拿這事問過高承勇，高承勇說是事實，老人是他這邊照顧的，也是他送走的。
人這種東西，就是多面的——他在外頭不斷地製造驚天懸案，可回到家裡，對老人是盡了孝的。
張武是高承勇的髮小，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面對記者的採訪，張武起先態度很強硬，甩下一句：「我不會跟你們說什麼的，在我心裡，高承勇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走！」
直到村裡的崔書記鋪了台階，張武才勉強答應坐下來聊一聊。
說起自己和高承勇，張武的話頭慢慢鬆開了：「我們兩個，都是沒考上大學的，都出去打工了，後來都把兒子培養成了大學生。」
記者問他：「你跟高承勇關係好，是不是因為有種同病相憐的感覺？」
張武說：「應該是吧。同學們一個個都走出去了，都考上大學了，就我們還在農村窩著。按我們自己的說法，我們就是人渣，也是一種心理陰影。」
張武說，他和高承勇在村里和城市間遊蕩的那些年，教育改變命運的事例一茬一茬地衝擊著他們。
高中那個復讀班，一半同學考上了中專、大學，留在了城市，有的還當上了機關的科長、處長。
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強，從不去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學聯繫。
「我們當年為什麼沒好好念書、吃了大虧呢？因為我和他一樣，愛好不行，我們倆從小就賭。所以後來對子女的教育，我們都抓得很緊，這一點是共同的。」
張武也理解不了高承勇後來做的事。
高承勇落網前回村，還去他家裡吃過飯，張武怎麼也不信高承勇是壞人，只說他有難言之隱。
張武的微信朋友圈裡，有自家賣菜的GG，有農村征地政策的文件，但翻到底，也沒有半條跟白銀案有關的消息。
高承勇的五爺爺說，一九九二年，高承勇承包了大隊的地搞種植大棚，可技術不行，沒撐多久就破了產。
也有人說，他種大棚也許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
同是高氏宗族的老校長高華漢，提起這個臭名遠揚的學生，聲調也重了起來。
「高承勇我還記得，我教過他一年。不調皮不搗蛋，看著老實，穿戴也樸素。他家兄弟姐妹多，日子苦。考不上，心理壓力一般就大，精神上就容易出毛病。」
「考上的呢，成家立業，人家日子都過得挺好；沒考上的，就出去打工，念的那些書，也等於白念了。」
高承勇上學那陣子，青城鎮又窮又偏，高考幾乎是改變命運的唯一一條窄縫。
高華漢說，鎮上曾經有好幾個人，就因為升學失利，精神徹底垮了，那時候的反差就是那麼大。
比如鎮上的白醫生，女兒升學成績只差了一丁點，沒過多久人就瘋了。
城河村一家農家樂的老闆宋女士，是高承勇的表親。
她還記得幾年前高承勇來家裡坐過二十來分鐘，聊天時不止一次地感慨，說對當年高考失利太遺憾了。
她說，高承勇那次路過我家，問起我家娃娃上學的事，就說他自己當年考學就差了一分半，要是再使使勁，把那一分半掙回來，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到處打工。
那時青城鎮的經濟發展落後，通往外界的路只有兩條。
一條是京山路，往蘭州市榆中縣城方向去的；一條過青城橋，通往白銀市。
去榆中縣城那條山路，窄，彎又多，碰上雨雪天，危險得很。
青城鎮名義上歸蘭州管，可村民們更習慣往最近的白銀跑。
勝利街的貨場上，每天天不亮就成群地聚著等短工的附近鄉鎮農民，有的端著木工家什，有的直接穿著工服，天黑才散。
從小在白銀長大的辯護律師朱愛軍，一九九八年那會兒就住在勝利街，他親身經歷過那段叫人毛骨悚然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