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材料是四月中旬整理出來的。
清單不長。
檢材三件：永安一條龍設立登記申請書經營者簽字，孝親代辦設立登記申請書經營者簽字，利民後事服務部設立登記申請書經營者簽字。
樣本兩件：藺貴勤社會保險參保登記表本人簽名，逄根柱在核實筆錄上的現場書寫。
韓爭把這張清單寫完，看了很久。
這一批跟上一批不一樣。
上一批送的是死人的名字——銷毀清冊上那個簽在死後九個月的名字，工資表上那些代領簽名。那些名字的主人早就不在了，沒有人能站出來說一句「那不是我寫的」。
這一批不同。
這一批上的三個人都還活著。
一個在開接運車，一個在跑手續，一個在城南三十里外的村里種地。
四月十六號上午，柏科員打來電話。
「韓同志，那天那份核實筆錄，我們這邊要怎麼處理。」
「你們按你們的程序辦。」韓爭說。
「程序上講，這屬於登記信息核實的一部分，歸卷。」柏科員說，「可是……」
他停了一下。
「可是歸了卷，還是那句話——材料齊全。」
韓爭在電話這頭沒有說話。
「我們局裡的意思是，」柏科員說，「撤銷登記不是不能辦。條例里有這一條：提交虛假材料取得登記的，登記機關可以撤銷。可『虛假』這兩個字得有依據。」
「得有鑑定。」韓爭說。
「得有鑑定。」
「那你們局能不能委託做鑑定。」
電話那頭頓了兩秒鐘。
「能。」柏科員說，「可這得走財務。一份筆跡鑑定要多少錢你知道吧。我們局一年查處案件的鑑定經費是有數的，這種事排隊要排到什麼時候，我說了不算。」
他說話很實在，沒有推。
「再說了，」他說，「這個事從五年前就擱在這兒了。真要辦，得有一個人往前推。」
掛了電話，韓爭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兒。
他把那張清單又看了一遍。
然後他拿起筆，在檢材那一欄底下加了一行字。
加完他把這張紙拿去找柯真。
柯真看到那一行，抬起頭。
「你把逄根柱那一份也加進來了。」
「加進來了。」
「核查組送檢的是什麼。」柯真說，「是涉嫌偽造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文書和虛假登記的問題線索。逄根柱那家店八年前的登記，跟我們查的這條線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韓爭說。
「說。」
「西牆外五家殼，二十年，十七任登記負責人。」韓爭說，「這十七個人是一條鏈子。我們要證明的不是某一家店的登記是假的，是這一整條鏈子上的登記材料，簽名出自同一隻手。」
他把手放在桌沿上。
「少一個人，鏈子就少一節。」
柯真看著他。
「這個理由站得住。」她說。
「站得住。」
「可你心裡想的不是這個。」
屋裡安靜了幾秒鐘。
韓爭沒有否認。
「我心裡想的是另一件事。」他說。
「說。」
「這份鑑定，核查組不做，市場監管也做不了。」韓爭說，「他們局裡有經費，可要排隊，要立項，要有人往前推。這件事在他們那兒擱了五年，誰也沒推。」
他抬起頭。
「可我們這一批本來就要送。檢材是現成的，樣本是現成的，委託是公安出的。」
他停了一下。
「這一份加進去，多的只是一頁紙。」
柯真把那張清單放在桌上，用手指壓著。
「你知道這一份鑑定要是做出來了，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市場監管手上有了那個依據。」韓爭說，「撤不撤是他們的事，可他們不能再說沒有依據了。」
「那個老頭要花一分錢嗎。」
「不用。」
柯真沒有立刻說話。
她把那張紙拿起來，從頭看到尾，看完把它放下。
「小韓。」
「嗯。」
「你辦這件事，是因為它跟這條線有關，還是因為你上個星期去了一趟城南。」
韓爭站在那兒。
他知道這個問題的分量。
上一次柯真問他一個類似的問題，是在二月，問他要的是查清楚，還是要他自己查清楚。
「兩個都有。」他說。
柯真等著。
「它跟這條線確實有關。」韓爭說，「這一點我沒有編。要是沒有關係，我不會往上加。」
他把手放下。
「可要是我上個星期沒去過那個院子，我可能想不起來加。」
屋裡靜了一會兒。
柯真把筆拿起來，在那張清單上簽了字。
「這話你跟我說就行了。」她說，「往下走的每一份材料上，只准寫第一個理由。」
「明白。」
「不是讓你藏。」柯真說，「是因為第二個理由不能寫進材料里。材料上寫『這一份跟本案鏈條有關』，將來誰看都站得住。寫『這個人可憐』，那就成了我們照顧誰。」
她把清單推回來。
「照顧人的事，辦一次就不敢辦第二次了。」
第二批材料是四月十九號送出去的。
公安那邊接了，出了回執。
回執上一件一件寫著：檢材三件，樣本兩件。
韓爭把回執收進文件夾的時候，想起了那本橫格本。
那個人還在練。
從五年前那個下午開始，他一直在證明一件事，一直證明不了。他要證明的東西，其實是一件很小的事——小到只要有一個懂行的人，把兩張紙放在一起看半個鐘頭，就能寫出一句話來。
只是這半個鐘頭，五年裡沒有人替他花。
現在有人花了。
不是因為他可憐。是因為他的名字，恰好在一條鏈子上。
韓爭把文件夾合上。
四月二十三號下午，公安那邊來了第一次反饋。
來的是一位姓江的警官，四十來歲，帶著一個本子。
他沒有說鑑定的事——鑑定要走機構，快也得一個多月。
他說的是另一件事。
「二月你們移送的那份材料里，建議對兩年前六月九日那起死亡啟動複查。」他說，「我們把當年的卷調出來了。」
柯真坐在他對面。
「卷完整嗎。」
「完整。」江警官說，「該有的都有：接警記錄、現場勘查筆錄、照片、走訪筆錄、結論意見。當年辦得不算潦草。」
他把本子翻開。
「結論寫的是排除刑事案件。」
「排除刑事案件。」柯真重複了一遍。
「對。」江警官說，「這四個字跟意外死亡不是一回事。當年的結論只是說沒有證據表明有人加害，不是說這個人是怎麼死的已經查清楚了。」
屋裡安靜了一下。
「走訪筆錄做了幾份。」韓爭問。
「六份。」江警官說，「館裡的人。」
他把本子往下翻了一頁。
「其中有一份，是當天晚上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做的。」
韓爭坐直了身子。
「筆錄上寫著，」江警官說，「六月九號傍晚六點多，這個人在館辦公室門口碰見過仲維漢，兩個人說了兩句話。仲維漢跟他說，材料交了，讓他早點回去。」
「這個人叫什麼。」
江警官低頭看了一眼本子。
「鄔全祿。」他說。
屋裡沒有人出聲。
「怎麼。」江警官抬起頭，「你們認識？」
韓爭沒有立刻回答。
他想的是抽屜最裡面那一格，那張對摺了兩次的紙條。
北關街，一個院號。
一個把原件攥在自己手裡、連名字都不敢留的人。
一個在遺物清單上寫下「筆記本一本，已交館辦公室」、後來不肯在重抄件上再簽一次名的人。
一個在仲維漢死後第四個月，五十三歲，手抖著寫下一頁離崗申請的人。
現在又多了一樣。
兩年前六月九號傍晚，他是最後一個跟仲維漢說話的人。
「江警官。」柯真說。
「您說。」
「這個人的筆錄，能不能給我們看一份複印件。」
「可以。」江警官說，「不過他那份筆錄很短，一頁都不到。」
「怎麼講。」
江警官把本子合上。
「上頭一共記了七八句話。」他說，「最後一句是我今天來之前又看了一遍的——」
他抬起眼。
「筆錄最後寫著：問其還有無補充，答，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