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硯說教他，不是說說而已。
第二天一早，謝昭到書房的時候，發現桌上多了幾本厚厚的卷宗。封面上寫著「刑獄案牘」四個字，紙張泛黃，邊角捲曲，顯然是被翻過很多遍的舊物。謝昭拿起最上面一本，翻開，裡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不是沈硯的筆跡，是好幾任刑部官員的手筆，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墨跡已經褪成了淡淡的褐色。
「這些都是歷年的大案要案。」沈硯的聲音從身後傳來。他端著兩碗粥走進來，一碗放在謝昭面前，一碗放在自己面前。「侯爺先吃飯，吃完了臣教侯爺怎麼看。」
謝昭端起粥碗，幾口喝完了。他放下碗，迫不及待地翻開卷宗。第一頁寫的是一個貪污案——戶部郎中張某，利用職務之便，私吞賑災銀兩，被查後拒不認罪，刑部審了三個月，最後從他家裡搜出了帳本，這才定罪。
謝昭看了一遍，抬起頭。「這個案子，如果沒有搜到帳本，就定不了罪？」
沈硯放下粥碗。「可以定。但需要其他證據。」
「什麼證據？」
「人證。張某的師爺知道所有內情，他願意作證。但師爺是張某的同謀，他的證詞不能單獨使用，需要物證佐證。帳本是最好的物證。如果沒有帳本，就要從銀子的流向查起。查張某把錢送到了哪裡，給了誰，買了什麼。查到了，也能定罪，但花的時間長。」
謝昭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他又翻到第二個案子——一個殺人案。某將軍的兒子當街殺人，被人看見了，但沒有人敢作證。案子拖了半年，最後是死者的父親跪在刑部門前喊冤，驚動了皇帝，皇帝下旨徹查，才把兇手繩之以法。
「這個案子，如果沒有死者的父親喊冤，就破不了？」
「能破。但需要時間。」沈硯的聲音很平靜，「殺人案，最重要的是現場。現場留下的一切痕跡——腳印、血跡、兇器、指紋——都是證據。這個案子裡，兇器被扔進了河裡，後來被一個漁夫撈上來了。漁夫不認識那是兇器，拿回家當了菜刀。查案的官員查到了那把刀，上面有死者的血，還有兇手的指紋。」
謝昭聽得入了神。他以前不知道，查案是這麼複雜的事。他以為有了證據就能定罪，有了證人就能結案。但沈硯告訴他，證據和證人之間需要相互印證，一個案子要辦成鐵案，需要每一個環節都嚴絲合縫。
「沈硯，平陽侯的案子，證據夠了嗎？」
沈硯看著他。「不夠。」
「缺什麼？」
「缺直接證據。李仲和的那封信，只能證明平陽侯讓他做事，不能證明平陽侯參與了軍需的事。平陽侯可以說，他讓李仲和在南疆布局，是為了朝廷的利益，不是為了私利。要定他的罪，需要證明他從中獲利。」
「怎麼證明？」
「查他的帳。他的錢從哪裡來，花到哪裡去。查到了，就釘死了。」
謝昭攥緊了拳頭。沈硯一直在查平陽侯的帳，但平陽侯的帳比趙懷遠的更複雜。他的產業遍布全國，鹽鋪、當鋪、布莊、糧行，還有一些見不得光的生意。要把這些帳一筆一筆地查清楚，需要時間，需要人手，需要耐心。
「沈硯，我幫你查。」
沈硯看著他。「侯爺怎麼查？」
「你教我。你給我的那些卷宗，我一本一本地看。看完了，我就知道怎麼查了。」
沈硯的嘴角彎了一下。「好。」
從那天開始，謝昭每天除了讀書、習字、批奏報，又多了一項功課——看卷宗。沈硯給他的卷宗有十幾本，每一本都有一兩百頁。他一本一本地看，一字一字地讀。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問沈硯。沈硯每次都會放下手裡的筆，認真地回答他。
有時候謝昭問的問題很淺——比如「這個證人為什麼不肯作證」，沈硯說「因為他怕」。謝昭又問「怕什麼」，沈硯說「怕被報復，怕家人受牽連，怕自己說的話沒人信」。謝昭記下了，在心裡反覆琢磨。
有時候謝昭問的問題很深——比如「如果證據和證人互相矛盾，怎麼辦」，沈硯說「找第三方證據」。謝昭問「什麼是第三方證據」，沈硯說「和雙方都沒有關係的人或物。比如，證人說他看見了兇手，但兇手說那天不在現場。那就查兇手的行蹤——他那天在哪，誰看見了，有沒有留下記錄。記錄就是第三方證據。」
謝昭把這些話記在本子上，反覆看，反覆背。他要把沈硯教的每一條都刻進腦子裡，刻到需要的時候，自己能想起來。
那天傍晚，謝昭在卷宗里看到一個案子，愣住了。案子寫的是一個少年，父母雙亡，被叔叔收養。叔叔對他不好，打罵、虐待、不給飯吃。少年忍了三年，終於有一天，他拿了一把刀，把叔叔殺了。
案子的最後，刑部判了少年流放。理由是——情有可原，但殺人償命，減一等。
「沈硯，」謝昭放下卷宗，「你當初管我，是不是也因為怕我走到那一步？」
沈硯的筆尖頓了一下。「臣沒有想那麼遠。臣只是覺得，侯爺不該是那個樣子。」
「我該是什麼樣子？」
沈硯看著他。「侯爺該是頂天立地的樣子。該是站在朝堂上，為百姓說話的樣子。該是讓那些害了侯爺父親的人，付出代價的樣子。」
謝昭的鼻子一酸。「你覺得我能變成那樣？」
「臣一直覺得。」
謝昭低下頭，看著自己寫的那些筆記。字比以前好看了，但還不夠。他要寫得更好，要學得更多，要變得更強。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那些相信他的人——沈硯，周遠山，陳九，還有他父親在天之靈。
窗外的海棠樹還是光禿禿的，但謝昭覺得，春天快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