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尚書的任命頒下後,地方最先關心的,是原有官銜與朝廷新官品如何相接。
崔艤在隴右,韓群在河西,兩人都曾兼領州職,地方文武之間又沿用過涼國自己的等級。
如今入朝為六卿,舊職須交接,朝廷也得告訴尚未入京的人,自己往後憑什麼領俸、怎樣任事。
官品首先統一。
為防止輕封、濫封,李業將新官制的官品壓得很低。
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最高長官,正三品,暫缺。
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從三品,現任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相權。
御史中丞,從三品。
六部尚書,正四品。
六部侍郎,正五品。
翰林學士,從四品。
各道布政使,從四品,副使從五品。
府尹,從五品或正六品,州太守,從六品。
縣令,依京畿、戶口等級,自正七品至從八品。
布政使統籌一道地方政務,品秩高於六部侍郎,議事時有相應地位,施政仍須遵守朝廷所頒法令。
府比州略高,類似於後世的副省級城市。
縣令依所治繁簡定等,京畿與大縣的事務多,所以官品更高。
地方州官名稱改為太守,使治理一州的文官與武官榮階中的刺史區別開來。
舊官告身逐次核驗,現任職務依新制換給,原有功賞與合法俸資在交接時說明。
文官同樣只留一項領俸資序與實際任事,兼職的俸祿依本階給付。
散階、檢校、勛官等舊名目全部停止添授,之前的榮譽用封贈、賜物和資序承接補償。
這處簡化,關係到中樞往後能否控制冗員。
唐廷早年以添官銜籠絡藩鎮,舊銜逐漸同實際職掌脫開。
到了後世,官、職、差遣又能各添一層,一個人掛著多個名目,朝廷查他的待遇與權限都費事。
李業知道這些名目會怎樣越堆越多,便在新制初立時將俸資與職掌寫明。
一個人實際管什麼事,則須另有明確任命。以後罷去某項職務,官員也能按能力重新授任。
選官、任事與賞功由此有了不同的依據。
縣丞、主簿、縣尉及寺監郎官的細目交吏部續定,額員依現有州縣規模核給。
關中與川蜀缺吏,先補主官與必要屬吏,空缺暫留,待制科、舊吏考核與學堂培養逐步補足。
先把官署辦起來,再按實際事務添人,朝廷承受的俸祿也能隨歲入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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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仍沿用李業在西北逐漸實行的文武分任,並以道、府州、縣三級歸一。
道設布政司,掌民政、賦稅、地方工程與州縣考課。
府州太守管所轄縣的行政、治安與徵收,縣令直接辦理編戶、田賦、民役與民刑。
正式州縣官由吏部核選,朝廷任命,布政使只有推薦權,沒有任命權,從而加強中央集權。
軍隊的招募、訓練與駐守歸統兵官,地方賦稅歸布政司與戶部。
駐軍需要供應,按軍需章程辦理,徵收與支給都有中央規定的範圍。
這是李業早年削弱地方軍府時走過的路,如今將它推廣到關中、川蜀,有了正式朝廷的名義,也有了更齊全的中樞機構承接。
最容易出問題的,是地方武將資望普遍高於文官的情形。
韓群治理河西時,對楊師厚向來謹慎。兩人早年地位有別,地方真正發生爭執,僅靠朝令寫著文武分任,文官未必敢堅持自己的判斷。
到了蜀中,王建挾伐蜀大功,李愚新入成都,同樣會遇到這樣的難處。
所以制度里須給文官一條能夠直達朝廷的奏報導路。
布政使上報民政、賦稅與地方爭議,徑送尚書省,而駐軍主帥報告兵事,送樞密。
雙方共同辦理的事情可以會商,意見相左則分別陳報,由中樞議決。
這樣,李愚在蜀中任事的權力,便來自朝廷的任命。
王建資望再高,也須按既定職掌與他商議地方事務。
兩人都在李業體系內,卻通過不同的渠道向中央負責,軍隊供給又歸朝廷預算,地方的兵、財、官便難以再次集中到同一隻手中。
不過這份安排也給朝廷添了責任。
主帥若確實急需軍糧,文官拖延報批,也會使軍務受損。
軍需章程因此設定常費、臨時徵發與緊急支用的辦法,重大支用事後核驗,平日供應按額辦理。
李業要讓兩條職掌能夠配合,中央裁決的時限也得相應縮短。
權力分開以後,朝廷必須接得住地方送來的問題。
地方行政所據的法令,也須隨著官制重新整理。
唐律仍有可用的基礎,晚唐各使府另出的徵收、徭役與臨時處置辦法,則由布政司匯集,交尚書省分類核驗。
至此,昔日使府所掌的屬官任命、地方稅賦與民政,都有了可以移交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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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的中下層屬官繼續補選。
長安歸附者熟悉朝章,靈州舊吏熟悉涼國積累的辦法,學堂結業者則長於按統一章程辦事。
不同來源的人混合授任,同一官署里便能同時看到舊制經驗與新制習慣。
學堂所出在此時尚難與功臣、舊朝大儒爭六卿,卻能進入主事、判官及地方屬官的位置。
他們的老師與同學已經在軍中、州縣任事,互相薦舉的關係也會漸漸出現,因此學堂名籍同樣須公開核驗,考試與考課一併保留。
李業親自建立的學堂,開始向國家提供官員。
到了下一代,入仕道路便能沿著學校、考試、地方試任逐級延伸,朝廷也能定期得到新的主事者。
這正是他對中興二字的理解。
打下州縣以後,恢復官署、賦稅與學校,已經比一場勝仗更需要耐心。一個縣令從哪裡來,依什麼章程收稅,遇到軍隊時能向誰申報,都關係到亂世結束以後,百姓能否重新過安穩日子。
他的子孫未必都有領兵的本事,也未必能讓每位將軍心悅誠服。留給後世的朝廷,須有一批按職掌做事的官員,有可以遵行的選官規制,有接替老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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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議定的消息傳至蜀中時,李愚正繼續辦理成都的戶口清查與水利後續工程。
他同批入仕的趙瑜、楊堯臣已經升任六卿,自己留在三川,品位略低,管的地方卻比舊日大得多。
李愚知道,這份任命是重託。
成都的繁華讓人容易忘記背後的州縣。
朝廷在遠處,行營就在眼前,豪族與新附軍官又有許多相互關係。
他要恢復地方賦役,必須將這些人逐步納入新的行政秩序。
官制敕令到了以後,他先請王建會商軍中暫委人員的交接,並將布政司所需地方官員名單送長安,等待吏部核選。
王建答應遣屬吏配合,又問行營諸將的新官如何改授。
兩人各有急事,李愚關心民政權力能否落地,王建則關心自己的部隊與將佐在新軍制中處於什麼位置。
這場交接終究會碰到同一個問題,伐蜀大軍已經完成了主要戰事,留下來的兵要按何種編制駐守,昔日從三支軍中抽來的精銳又如何整編。
長安已經在議此事。
楊師厚先在興元交清後援與守備,隨後奉召入京。
入府時,他看見李業仍穿素服,行完喪禮,兄弟二人單獨坐了片刻,說起姚長奇,兄弟二人也是感嘆。
李業前日專門下詔,追封在洛陽隨君殉難的諸多文武,姚長奇也被追授陳國公,並且讓人尋訪他流散在外的家眷。
李業等他稍定,才說樞密使的人選已經定下,符存審、王建兼副使,各留原方面任事。
楊師厚聽完,答應主持軍制議定。
他在軍中的資望僅次於符存審,又深知舊將與學堂新將的情形,這一次全軍改制,由他出面,諸將才容易接受。
兵部、樞密與統兵軍府的權責也將隨之確定。
文官的制度已經搭起,接下來,李業要把支撐這座朝廷的全部軍隊,編入一套能夠長期維持的軍制。
這個問題,可就比文官制度敏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