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自嘉靖年間莫登庸篡國以來，已經亂了整整一百二十年。
如今的安南是三分天下的格局。
後黎朝名義上是安南的正統，黎氏皇帝坐在升龍城的皇宮裡，但實權完全掌握在鄭氏手裡。
鄭主以「都元帥」之名挾天子以令諸侯。
嚴格來說應該是挾王爺以令諸侯，因為黎氏皇帝不能稱為皇帝，只是一個藩屬國的國主。
現在的黎氏和蓋章的木偶沒有什麼區別。
鄭主說往東他不敢往西，鄭主說打仗他就得下旨。
升龍城裡的文武百官都姓鄭，黎氏皇帝身邊連個端茶的太監都得看鄭氏的臉色。
鄭主的實力在三大勢力中最強，擁兵十餘萬，占據著安南最富庶的紅河三角洲。
升龍、海陽、清化一線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占安南的六成以上。
鄭氏的軍隊又經過數次南征的錘鍊，步軍火器化程度在安南首屈一指。
鄭主最大的倚仗是聯合了尼德蘭人，也就是後世的荷蘭。
尼德蘭東印度公司在升龍和鋪憲都設有商館，向鄭氏出售火槍火炮，換取安南的絲綢、蔗糖和香料。
雙方各取所需，合作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勢力。
一個是廣南阮主，占據著從順化到嘉定。
也就是後世西貢的狹長沿海地帶。
阮氏的地盤不如鄭氏肥沃，但背靠大海，把葡萄牙人拉攏過來做了自己的軍火供應商。
葡萄牙人在會安港設有商館，每年都有商船從澳門運來火器和歐洲的僱傭兵。
阮氏憑藉這些外援，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硬是擋住了鄭氏的數次南征。
雙方的戰線在靈江，也就是後世的賢良河一帶反覆拉鋸，誰也吃不下誰。
另一個是高平莫氏。
莫氏是嘉靖年間篡位的莫登庸的後裔，被鄭阮兩家聯手打垮之後，殘部退到高平的深山老林里苟延殘喘。
莫氏地盤小、人口少、兵力薄弱，之所以能活到現在全靠大明罩著。
當年莫登庸向嘉靖皇帝稱臣納貢，大明給他封了個安南都統使的虛銜。
雖然只是個虛銜，但只要大明的旗幟一天還在北邊掛著，鄭主就不敢對高平趕盡殺絕。
這三大勢力各有靠山。
鄭主靠尼德蘭，阮主靠葡萄牙，莫氏靠大明。
三方在安南這片土地上打打停停已經上百年。
但最近這十幾年，情況開始變了。
大明的國力在肉眼可見地衰落。
流寇東竄西竄，建虜屢次入塞，朝廷焦頭爛額，哪還顧得上偏處西南的安南？
莫氏失去了大明的實際支持，勢力越來越萎縮。
鄭主看準了這個機會，對大明越來越不客氣。
去年大明京師陷落的消息傳到安南，鄭主連假惺惺的哀悼都懶得做全套，朝中議了一下就算了事。
鄭氏控制的升龍朝廷甚至有人公然說「北朝已亡」，主張趁勢南下滅阮、北上收莫，一舉統一安南。
鄭主的第三次南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動的。
十萬大軍從升龍出發，一路向南推到靈江北岸，浩浩蕩蕩地打了將近一年。
不過阮主憑藉葡萄牙人新運來的火炮和堅固的城防，硬是在靈江邊上頂住了鄭氏的攻勢。
打到今年年初，雙方都疲憊不堪，默契地收了兵，進入了戰略相持期。
仗雖然停了，但鄭主向南擴張的野心一點沒減。
他需要更多的火器，更多的戰船，更多的外援來打破僵局。
而尼德蘭人看準了鄭氏的心態，趁勢抬高火器價格，還把觸角伸進了安南的貿易領域。
鋪憲港的尼德蘭商館在過去兩年裡擴大了不止一倍，貨倉里堆滿了歐洲的火槍和銅炮，碼頭上常年停著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商船。
鄭主要靠尼德蘭人，就得給尼德蘭人好處。
通商特權、低關稅、治外法權。
鄭氏把能給的都給了，甚至還默許尼德蘭商人在鋪憲開設自己的倉庫和帳房，允許他們繞過當地官府直接向農戶收購蔗糖和蠶絲。
尼德蘭人得了這些特權之後，第一個受衝擊的就是在安南做生意的漢人商賈。
安南的漢人分兩種。
一種是百年前就南遷的豪門大族，幾代人在安南紮根，和當地土官通婚聯姻，有的甚至已經做了鄭氏或阮氏的官。
他們手裡有地、有兵、有官印，早已融入了安南的上層社會。
這些人不怕尼德蘭人。
他們本身就不靠海貿吃飯，手裡的田產和礦山才是真正的根基。
尼德蘭人來也好，葡萄牙人來也好，都動不了他們的根本。
另一種則是明末這幾十年因為戰亂和災荒從兩廣、福建逃過去的普通百姓。
他們不是因為富貴而南下，恰恰相反，他們大多都是因為在家鄉實在活不下去了。
這第二種人占了安南漢人的大多數。
他們有的在鋪憲港當搬運工，有的在會安開小飯館，有的挑著貨郎擔在鄉下收土產轉手賣給海商。
他們沒有田產，沒有官印也沒有安南籍貫。
他們的全部家當就是手裡的一點貨物和口袋裡的幾串銅錢。
在大明強盛的時候，他們憑著「天朝上國」的金字招牌多少還有些優待。
安南官府雖然看不慣這些「北客」，但懾於大明的威嚴也不敢太過分。
可一旦大明不行了，這些漢人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
安南的漢人隨著大明的沒落，日子可謂一天不如一天。
雖然不至於像呂宋出現屠華事件，但漢人在安南甚至連二等公民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