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沈硯舟

  我叫沈硯舟，八年制臨床醫學畢業。

  硯，硯台的硯，沉靜、厚重，磨得出墨，也盛得住水；舟，渡舟的舟，載人、渡河，在浪里飄搖，卻總把人送到岸上。

  父親說，當醫生就是渡人，把人從病痛的此岸渡到健康的彼岸，渡一個算一個。

  父親是老家的鄉村醫生，在鎮上開了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衛生所。

  小時候我放學回來，總看見他坐在那張掉漆的木桌後面給人把脈，桌上放著一方舊硯台，他習慣用毛筆寫藥方，字跡清瘦工整。

  村里人來看病，有錢的給錢，沒錢的賒著，實在揭不開鍋的，他總擺擺手說「先吃藥，病好了再說」。那間衛生所的牆上，掛滿了褪色的錦旗，還有些患者沒錢送錦旗，又實在感謝的，便手寫了感謝字幅，每一面都被煙燻得發黃，他卻一面都不肯摘。

  我問他，為什麼那些人不給錢你還給他們看？

  他正往硯台里滴水研墨，頭也沒抬，只說了一句：「硯舟，渡人過河的人，不能因為對方身上沒帶船錢，就把他推回水裡。」

  我記住了。

  後來我考上了八年制臨床醫學，一路讀到研究生畢業，進了這家私立醫院。

  我們醫院是這周圍最好的醫院。設備新，科室全，專家多，連隔壁市的病人都往這兒跑。但它是私立，收費比公立高出一截，所以來的大多是衝著服務和環境來的。

  可正因為周圍最近的公立醫院坐車要一個多小時，遇上急症、外傷、突發狀況，普通人第一時間能來的，還是我們這裡，畢竟有醫保，也貴不到哪去。

  所以我們的急診室，從來就沒有真正空過。

  那時候的急診室，是真正的戰場。

  走廊里永遠擠滿了人，加床一直排到電梯口。家屬的哭喊聲、導診的喊號聲、監護儀的滴滴聲、平車輪子碾過地磚的咕嚕聲，所有聲音攪在一起，像一鍋永遠煮不開的粥。

  空氣里混著消毒水、汗液和廉價盒飯的味道，悶得人喘不過氣。我每天要在這樣的環境裡走兩萬多步，腳底磨出水泡，水泡破了，結痂，再磨破。白大褂的口袋裡永遠塞著三樣東西：聽診器、簽字筆、一塊快沒電的手機。

  

  但說實話，那時候的累，我心裡是踏實的。

  因為每一滴汗都有去處，每一個病人都在我手裡得到回應。累歸累，可你握著聽診器的時候，能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那種被需要的感覺，會讓人上癮。

  只是我當時不知道，這種「被需要」，是會被取代的。

  那天晚上，急診室來了一對母子，明顯不是我們的「目標客戶」。

  兒子在附近工地摔斷了腿，剛被工友送過來。老太太瘦小乾枯，穿著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一雙粗糙的手絞在一起，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

  她說話帶著濃重的鄉音，顛三倒四地解釋：工地離這兒最近，最近的公立醫院坐車要一個多小時，兒子疼得受不了，實在等不及了。

  周主任是我的帶教老師，五十多歲的老頭，頭髮花白，眼袋很重，白大褂穿在他身上總顯得大一號。

  他已經連值了三個夜班，眼睛裡全是血絲。可此刻他蹲在走廊盡頭，腰彎得很低，正跟老太太說話。

  他沒有急著開止痛藥。他先握住了老太太顫抖的手。

  那雙手，是幹了一輩子農活的手，掌心全是厚繭和裂口。周主任的手也不年輕了，手背上青筋凸起，指節粗大，可他就那麼握著，聲音很輕，輕得像是怕嚇著誰：

  「大姐，別怕。你兒子年輕，也不是啥大傷，過幾天就能下地了。」

  老太太嘴唇哆嗦著，眼眶已經紅了。

  周主任又問：「你們帶的錢夠不夠？我剛才看了下，手術費加上後續的住院費，可能要小兩萬。如果湊不齊，我幫你問問醫院，看能不能先緩兩天，別讓孩子因為錢停了藥。」

  可那對母子是異地醫保，當時還沒有那麼方便報銷，醫院也不可能同意所謂的「緩兩天」，

  所以我知道，他又要自己墊錢了。

  老太太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她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嗓子卻像被什麼堵住了，只反覆念叨著同一句話：「謝謝大夫……謝謝大夫……」

  周主任拍了拍她的手背，站起來，膝蓋發出一聲悶響。他轉過身時，正好對上我的目光。我站在兩米外的護士站旁邊，手裡還攥著那本病歷，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一刻我想起了父親，想起那間二十平米的衛生所，想起他在燈下研墨的背影。

  後來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沒有站在那個位置，沒有看到周主任蹲下去的那個動作，後來的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可惜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