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查完房，我們並肩往辦公室走。
走廊里人來人往，有個醉漢在牆角嘔吐，兩個護士推著擔架飛快地跑過，急診室的自動門不停地開關，冷風一陣陣灌進來。
其實每晚都是這樣的，周老師也並非第一次一連值三個夜班。
周老師走在前面。白大褂後背洇出一小片汗漬。
我忽然想起來上個月，在一本醫學期刊上看到一篇關於AI輔助診療的論文。
文章里說，國外已經有醫院在試用智能分診系統，效率提升了將近一倍。我當時只是隨手翻了翻，沒太在意。
可此刻站在這條走廊里，聽著耳邊永不停歇的嘈雜，那個念頭忽然像一顆種子，從土裡鑽了出來。
「周老師，」我開口了，「我有個想法，想跟您聊聊。」
他偏過頭，看向我，帶著滿眼的血絲。
「我在想，能不能引入一套AI輔助系統。」我儘量把話說得平實，
「不用它做診斷，也不用它開藥。就是幫我們做最基礎的分流——把那些明確的普通感冒、換藥、開常規藥的病人，自動分到快捷通道。再讓它幫我們寫病歷，我們口述，它自動錄入。這樣，您和我，還有急診室的護士，都能把時間省下來，去處理真正急的、重的病人。」
我當時的想法很樸素：如果機器能幫我們完成基礎的分診、病歷錄入和常規開藥，把醫生從文山會海里解放出來，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握病人的手，去聽他們沒說出口的話。那些像今晚這樣的母子，或許就能少等一會兒，少受一點疼。
聽罷，他沉默著，走向辦公室，推開門，進去坐下。
這是那個永遠堆滿病歷的屋子，桌上保溫杯里的茶其實早就涼了，周老師拿起來，喝了一口，皺了皺眉，但還是苦澀地咽下。
他遲遲沒有開口。
我想，這事大概是成不了了。
周老師把聽診器從脖子上摘下來，放在桌上，然後才抬起頭看我。
「硯舟啊，」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連值三個夜班嗎？」
我搖頭，其實我心裡早有答案，只是不願也不忍心說出來。
「因為沒人。」他的聲音很平，「上個月剛走了一個，去公立了。這個月還有一個提了離職。招人招不上來，急診的活又沒人願意干。我如果不頂，你們幾個年輕人就要連軸轉。」
他用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看向我，又看向堆滿的病歷，眼底泛起一絲無奈。
「硯舟，」他開口了，語氣比我預想的要溫和，
「出發點是好的。但我問你一個問題——這東西，技術上真能實現嗎？我記得前幾年那些AI看片子的新聞，不也鬧出過笑話嗎？你真覺得，它能搞明白誰是急症，誰需要馬上處理？」
「可以的，」
我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
「現在的技術跟幾年前不一樣了。大模型疊代很快，我查過了，國內已經有公司在做醫療輔助系統，效果很好。只要有足夠的數據，它能學會寫病歷、做初步分診，甚至能給出常規用藥的建議。」
老師沒說話，只是微微點了點頭。
現在想來，我多希望他當時拒絕了我的提議。
又沉默了一會，他回道：
「如果真能做出來，能幫到人，我支持。」周老師說，語氣里有一種我後來才讀懂的沉重，
「但我還是那句話——工具是工具，人是人。別讓工具替你思考，別讓它替你判斷，更別讓它代替你的心。」
我當時覺得他太保守了。
技術明明可以做到，為什麼不去試呢？為什麼非要一個人硬扛？
我還在心裡盤算，等系統上線了，要讓他看看，AI可以把效率提升到什麼程度。
我那時真的這樣想。
因為我親眼看見過周老師值完夜班後，趴在辦公桌上寫病歷，寫著寫著就睡著了，筆還夾在指間。
也看過他被病人家屬堵在走廊里，反覆回答同一個問題——「大夫，這藥怎麼吃？」「大夫，什麼時候能出院？」「大夫，我兒子這個情況要不要緊？」他一遍一遍地解釋，嗓子啞了，但還是耐心。
我想，如果AI能把分診、錄入、常規問答這些事接過去，周老師就不用在非臨床的事情上耗那麼多精力。他不用一晚上重複一百遍同樣的話，不用把時間花在敲鍵盤上，不用讓那些本可以自動流轉的流程，堵在他一個人身上。
他可以只做一件事——當一個純粹的醫生。
後來我才知道，我當時想的每一件事，技術都做到了。
只是它做到的方式，和我想的不大一樣。
所以我後來才明白，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他用幾十年的臨床經驗換來的。他不是不相信技術，他只是比我更早地想到了，技術一旦被資本握在手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用了整整兩年，才聽懂他那句話。
而那時，他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