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昨晚太感謝你了！」
周秉文喝了一口雞公碗裡的白粥，朝對面的何伯再次感謝。
老人姓何，以前也是廣東人，來港已經快二十年了。
剛知道這個姓氏的時候，周秉文微微一愣。
何伯，河伯。
心中自嘲一笑，自己怎麼變的神叨叨的了。
「我收錢的！你再感謝，這錢也不能少。」何伯喝完粥，從灶台下面摸出一包菸絲，捏了一撮卷在紙里，叼在嘴上劃了根火柴點著了。
他吸了一口，吐出一團灰白色的煙霧，煙霧在晨光里慢慢散開。
「你是從哪兒過來的？」何伯問。
「潮州。」
何伯點了點頭。「潮州人好，荃灣那邊好多潮州人。」
周秉文把碗裡的粥喝完了，拿袖子擦了擦嘴。「何伯，我想跟您打聽點事兒。」
「你說。」
「我從這邊到荃灣，怎麼走？」
「你在那邊有親戚？」
「嗯！我大姨家就在那邊，開了個鋪子。」
「有親戚好！有親戚一個人在這邊不孤單。」
何伯吸了一口煙，想了想。「出了村口往東走，到元朗墟那邊，有巴士站。坐50號線，到荃灣下車。」他頓了頓，「車票一塊錢。」
周秉文點了點頭，把「50號線」和「一塊錢」記在心裡。
「到了荃灣之後呢？」
「到了荃灣你就下車。」何伯說，「荃灣不大，你到了那邊再找人問路。你那個親戚是開什麼鋪子的？」
「楊記乾貨鋪。」大姨的老公姓楊。
「有準確的名字，那就好找了。」
何伯點了點頭沒再追問，吸了兩口煙，又開口了：「你身上帶了多少錢？」
周秉文猶豫了一下。「兩百多港幣。」
何伯「嗯」了一聲，沒評價多還是少。「省著點花。香港這邊什麼都貴。一碗白粥五分錢，一碗豬紅粥一毫，一份燒味飯四五毫。看著不多，但經不住天天花。」
周秉文心裡默默記下這些數字——五分、一毫、四毫。他在腦子裡換算了一下，兩百港幣如果省著花，大概能撐一陣子。
「何伯，」周秉文又問，「我聽說香港這邊有個什麼抵壘政策，只要到了市區，就算是香港人了？」
這是他前世看網絡小說，帶來的一點模糊記憶，具體什麼內容已經記不清了。
「抵壘政策？沒聽說過。」
何伯搖了搖頭。
「來香港，以前沒有那麼難，不過兩年前暴動之後，政策就收緊了，北面再想過來就難了。現在一般都是找親戚接待，然後做擔保辦理身份證。沒有親戚在香港也不妨事，花點錢找個親戚就行了。」
「在這之前都有點危險，不過你只要不惹事、不讓人看出來你是偷渡客，一般沒人查你。這邊的村民見多了，不會多管閒事。」
周秉文點了點頭。
他想起昨晚何伯開門看見他那副落湯雞的樣子，什麼也沒問就讓他進來了。
這種「見怪不怪」的態度，大概就是岸邊村民對偷渡客的常態。
而且這個抵壘政策，似乎是自己記差了。
香港的「抵壘政策」，其實是1974年之後才實施的一項針對內地非法入境者的政策。其核心規則是：成功「抵壘」即可居留，在邊境被截獲則遣返。
現在關於偷渡者的政策，港英政府的做法搖擺不定。
有時會收留抵達市區的偷渡客，有時又會進行大規模遣返。在1967年暴動後，邊界甚至一度全面封閉。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974年，才被「抵壘政策」所取代。
當然這是官方層面的。
民間層面，則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只要有利可圖，再怎麼禁止，都是禁止不了的。
君不見後世川建國花了那麼多錢，建立邊境牆，也阻止不了偷渡客的前仆後繼。
「何伯，」周秉文又問，「您收留過很多人嗎？北面成功過來的人多嗎？」
何伯把菸頭摁滅在門檻上。「隔三差五就有。那邊過來的，多的時候一個月好幾個。」
「大部分是年輕人，跟你差不多大。有的在這邊有親戚，有的沒有。我們這個村，誰家沒有接待過幾個北面來的。」
「何伯，過來的人，大家一般都是靠什麼謀生？」周秉文詢問道。他也要開始考慮謀生的問題了。
雖然自己在香港有親戚，但是自己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小伙，也不可能長時間待在親戚家。
「有人去工廠打工，有人去碼頭搬貨，有人去酒樓洗碗。香港這邊到處都是活干，只要肯出力，餓不死人。」
周秉文聽著，心裡踏實了一些。
先定一個小目標，找份活計幹著，儘快融入香港生活。
雖然自己有著後世幾十年的記憶，但是創業最難的，永遠是從零到一的階段。
「何伯，」周秉文從褲兜里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是他從潮州帶出來的零錢，母親給他塞在挎包側兜里的，「昨晚的住宿和早飯，你看我該給多少錢？」
「六塊六，行情價，也圖個吉利，祝你到了香港之後六六大順。」
聽到錢，何伯嘴角揚了揚。笑容更親切了。
周秉文點了點頭。
他其實也不知道這個價格貴不貴，不過像昨晚那個情況，自己精疲力盡，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能有人收留落腳。就像沙漠中的旅人，瀕死時別人給了一口水，心裏面怎麼感激都不為過。
收了錢，何伯又交代道：
「你去了荃灣找到你大姨之後，讓你大姨帶你去辦身份證。早辦早安心。沒有身份證，找工作都麻煩。」
周秉文點了點頭。
這個道理他自然明白。
黑戶幹什麼都不方便，還可能會被遣返。
只有拿到身份證，自己才算是真正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