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全文均采自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一書！
簡文帝遺詔問題中涉及桓溫，實際上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桓溫自己希望簡文帝禪位給他，但憚於士族王、謝而不敢強取。簡文帝料到其身後桓溫有篡奪的可能，於是有「君自取之」的話。但是簡文帝卻亟不願發生這樣的事，因而有第二種意見，即予桓溫以周公居攝之位。桓溫依周公居攝，這可說是司馬皇室的意見，簡文帝遺詔，最初是這樣寫的，太子即位以後崇德太后令，也是這樣寫的。居攝者代替皇帝執行權力，但皇帝成年後應當「復子明辟」。這是司馬皇室在不移晉鼎條件下，給桓溫最大的讓步。第三種是王、謝士族的意見，他們既不允許移鼎，也不同意桓溫居攝，只同意桓溫按諸葛亮、王導故事行事。儘管這時桓溫掌握軍事優勢，但是政治優勢卻在王、謝一邊。桓溫終於不得不接受這種裁決。簡文帝死後數月，寧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溫由姑孰來朝，本有誅王、謝，移晉鼎的打算，但是格於形勢，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謂彭城妖人盧悚率眾突入殿庭一事窮加究治，此年稍後，桓溫病，病中猶諷朝廷求九錫，謝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溫死。
自桓溫廢海西公而立簡文帝，到簡文帝臨終遺詔，到桓溫之死，其間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時間。這是激烈的權力之爭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晉室不絕如線的一年半。我們歸納史實，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現象和問題：
一、皇權的最低點
皇位的一廢一立，全憑桓溫一言定局，被廢的海西公無可奈何，被立的簡文帝也無可奈何。簡文帝手詔報桓溫誅武陵王晞之請中有言曰：「……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意即由桓溫任意選擇皇帝，包括桓溫自帝。所以簡文遺詔中有「君自取之」之語，是不足為奇的。皇權降至這樣的低點，比半世紀前王敦兵入石頭時晉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語時猶有過之。
二、門閥士族權力的最高點
桓溫篡晉積謀甚久，終未成功，不是軍事力量不夠，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幾家門閥士族作梗。他們在內外軍權全歸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況下，憑藉社會、政治影響，勉力抵拒，挫敗了桓溫，扭轉了形勢，從而使晉祚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也使司馬氏與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長了將近半個世紀之久。東晉士族歷來反對他們中的任何一家獨攬政權，取代司馬皇室地位。但是在關鍵時刻士族純粹以其聯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軍權，並戰而勝之，這還是第一次。
三、王、謝將執政柄
王、謝士族以其力抗桓溫，挽救晉室之功，必將得到政治報償。按東晉門閥政治的常規，孝武一朝政局的關鍵將操於王、謝之手，這一點是可以預料的。特別是陳郡謝氏，其門戶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擔這種任務，比太原王氏更有優勢。
四、司馬氏皇權或者振興，或者消滅，不能原封不動
東晉皇權如此低落，繼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晉將不晉，可以斷言。輔政的王、謝如果不走桓溫的舊路，就應當幫助孝武帝振興皇權，否則就不能維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較穩定的門閥政治的繼續。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卻一改簡文帝玄風御世之習，講《孝經》，覽典籍，延儒士，這些都是謀求皇權振興的跡象。促進皇權振興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陳郡謝氏謝安。太原王氏登用於朝的人物也不少，起著羽翼司馬皇族的作用。王、謝二族的政治作為，是門閥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繼續。
五、道教勢力參與政治活動
道教徒盧悚率眾三百人，詐稱海西公還，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庫兵一事，客觀上增加了王謝抗拒桓溫的效果。建康的內應是嚴重問題，所以桓溫在事後還須赴京師嚴加究治。盧悚事震動宮省，影響很大，二十餘年後的道教徒孫恩、盧循起事，與此不無關係。道教徒盧悚起兵，針對桓溫：道教徒孫恩起兵，針對司馬元顯，各有所指，看來與門閥政治無涉。但是從東晉門閥政治的整體看來，這些都是低階士族反對當權門閥士族的一種行動方式，是東晉門閥政治面臨的一種重大挑戰。
末了，我還要對桓溫這樣一個既有大功大勛，又是大奸大慝的歷史人物，說說自己的意見。
對於桓溫其人，史家見仁見智，議論很不相同。其一，主要從對晉室的忠奸立論，貶斥桓溫的個人野心。《晉書》以桓溫與王敦二傳同列一卷，即屬於此。這種見解，歷來支配史界，現在的影響已經不大了。其二，主要從民族鬥爭角度立論，著力褒獎桓溫北伐業績，而不介意其對晉室的態度。持這種見解的學者，現在比較多。其三，認為桓溫以北伐為手段，以篡奪為目的，把由於北伐而增進的實力和威望用之於篡奪，所以不會盡心力於北伐，也無意久事中原。這就是說，桓溫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動，使北伐活動得不到廣泛的支援。而且，其時北方民族關係混亂，民族興起的潮流一浪接著一浪而來，新的民族勢力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因此，任何北伐戰役的成果都無法得到鞏固，桓溫北伐也是如此。這是形勢使然。所以桓溫北伐意義頗為有限，戰略上說來最多只能起以攻為守的作用，把混亂的民族鬥爭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東來。從戰略上說，交戰狀態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沒有進攻能力，也就難於防守。不過在這種戰略作用的發揮方面，在北伐行動的堅決性方面，桓溫北伐無法與祖逖北伐相比。這第三種意見，就是我所持的意見。
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論北伐事，大意謂東晉人物其志未嘗不在天下，但當審時度勢以行，不能以逞兵為務。所謂審時度勢，在我看來，主要是觀察北方民族關係發展的形勢。東晉十六國時期以至南北朝時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後，在阻礙統一的原因沒有消除、促成統一的原因沒有出現以前，靠一兩次北伐戰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統一，是完全不可能的。應當看到，十六國東晉與南北朝歷史的出現，並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漢魏以來北方邊境地區民族關係長期發展的結果。這種情況，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後果要複雜得多。以局面頗為近似的南宋相比較而論，其時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銳，和戰問題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評論南宋人物，也需要審時度勢，不能僅就和戰一端而言。王應麟有言曰：「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參考這一見解，評論東晉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過北伐的倡議或行動。郗鑒、蔡謨反對過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對過殷浩北伐，孫綽反對過桓溫北伐。他們的反對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並非全無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氣節的，他甚至於抨擊「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但王夫之評桓溫請遷都洛陽一事，亦曰：「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洛，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荊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
應當說明，我並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舉的對桓溫的其他各種見解，我認為許多意見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桓溫所獲北伐戰爭的戰役勝利，畢竟有積極作用。而桓溫對晉室態度問題，也並非毫無意義。東晉的穩定在當時必須建立在多數士族支援的基礎上，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輕易破壞。桓溫死後十年發生的淝水之戰，其勝敗所系就是證明。此時由桓溫代替晉室，和數十年後由劉裕代替晉室，其基礎、條件、意義和後果畢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溫在最後時刻接受了王、謝等大族的裁決而未妄動，這是桓溫的有識處。
縱觀桓溫一生，我們看到這個據史籍說是不懼遺臭萬載的人，行事卻相當持重。他始終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優勢，但他自己卻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引而不發，不貿然行事。他蓄意消滅對手，但一般並不訴諸戰爭，而是以北伐喪師失地為罪名，而且幾乎都採取欲取先與的手段，一步分作幾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的職位，卻不相信自己能夠掌握全域性，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溫傳》記他死前曾向桓沖分析與王、謝家族的關係說：「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桓溫所料，是顧及時望，合乎情理的。桓溫處大事謹慎，其所行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與桓玄畢竟大不一樣。
褻讀司馬氏皇權，覬覦皇位而又謹慎行事的桓溫，終於不逞其志，抑鬱而死。這除了枋頭之敗望實俱損的原因以外，更在於門閥政治此時還具有約束力量。門閥政治，即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許桓溫破壞的。回顧歷史，當年王敦面臨的局勢就是這樣。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側為名，標榜維護受到劉隗、刁協威脅的門閥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數士族的同情，因而勢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變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馬，破壞門閥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數士族的反對。桓氏權力的積累，雖已超過當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懾於門閥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斷然措置。桓溫何嘗不想獨吞天下，但他卻又不敢彰明較著地破壞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門閥士族合而攻之。看來，王敦作為前車之鑑，在桓溫身上起了作用，而門閥政治直到此時還存在生機。
《朱子語類》一三六「歷代」三曰：「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按指海西公）。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朱熹論桓溫未做「二十分賊」，我意相同。只是朱熹完全視之為桓溫自我約束，我則歸之於門閥政治格局束縛了桓溫的手腳，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斂，「未至太甚」。再越三十年，東晉門閥相維相制的政治格局歷經破壞，桓溫之子桓玄「做賊」時，再也沒有謝安之輩當道阻攔，終於做成了朱全忠，但也只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