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生考上南開大學的消息，是楊秀蘭在電話里告訴春生的。那天晚上，春生握著話筒，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郯城一路傳到BJ，有些失真，但每個字都在發燙。楊秀蘭說，夏生考上了，九月就開學。又說，家裡想辦個酒席慶祝，你最好能回來一趟。
母親從來沒有主動打過電話讓他回來，這次也沒有。是他自己想回去。春生說，我請假。
第二天一早，他敲開胡一飛辦公室的門。胡一飛正坐在辦公桌後面看排班表，聽見春生說要請六天假，頭也沒抬。「不行。」春生說，胡總，我弟弟考上了南開，家裡辦升學宴，我需要回去一趟。胡一飛把排班表放下，看著他。「現在是旺季，任何人不得休假。」
春生站在那裡，手貼在褲縫上。他說，他每年春節都把休假機會讓給別人——有人結婚，有人有孩子，有人老人生病，他從來沒有在旺季請過假。這一次是他弟弟。胡一飛沉默了一息。「最多兩天。」
兩天。從BJ到臨沂，火車單程就要一天，來回兩天，在家待不了幾個小時。春生說，胡總，兩天不夠。胡一飛說，那就別回。
春生把假條放在口袋裡，走出辦公室。走廊很長，他沒有回頭。
他沒有告訴母親自己只請了兩天假。如果說了，母親又要擔心。他給夏生打了電話，讓弟弟從馬頭鎮坐公交車到臨沂，從臨沂坐火車到天津，他在天津站接他。他沒有讓弟弟來BJ——天津更近，他能在當天往返，不用多耗一天在路上。母親在電話里說，領導不批假就不批吧，以工作為重。弟弟可以自己去天津，實在不行再讓你三舅送。但三舅已經結婚了，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根本抽不出身。只能讓夏生自己來。
那天凌晨，春生帶著潘龍坐夜班火車趕到天津。站前廣場上人很少，路燈把地面照得發白。他們在出站口等著，看著一列一列火車進站又出站，人潮湧出來又散開。車站裡的人漸漸走光了，廣播裡的聲音也稀了，出站口只剩下他們兩個人還站在那裡。凌晨兩點多，夏生終於出來了。他一個人拖著大行李箱，一手提著一個大大的編織袋，背上還背著一個，整個人被行李壓得微微前傾。他瘦了，也高了，穿著一件白色短袖，站在空曠的出站口，張望著。
潘龍說：「你弟弟長得還挺俊。」
春生已經沖了過去。他從夏生手裡接過編織袋和行李箱，袋子很沉，不知道裡面塞了什麼——大概是母親裝的煎餅、鹹菜、換季的衣服。「哥。」夏生喊了一聲。春生把他背上的編織袋也接過來，一起拎在手裡。沒有說話。
第二天，他們在天津陪夏生熟悉學校環境。繳學費，辦入學手續，一間一間辦公室跑。辦完之後，春生帶夏生和潘龍在學校旁邊找了一家小館子，點了幾個家常菜。他把新手機和幾件新衣服推過去，又拿出一個信封，裡面是生活費。夏生低頭看著那些東西，沒有伸手拿。「哥，你瘦了。」春生把菜夾到夏生碗裡。「多吃點。」又教他怎麼和同學相處，怎麼安排生活費，怎麼照顧自己。夏生一一點頭。
傍晚的時候，潘龍的手機響了。是行政辦的電話——今晚有全體管理者例會，必須參加，不回去算拒不服從，罰款，通報。春生握著手機，站在學校門口。夏生說：「哥，你快走吧。」
他看著弟弟的臉。他想多陪他一會兒，帶他逛逛天津，幫他把宿舍的床鋪好，告訴他食堂哪個窗口的菜最便宜。但他只能說，那我走了。
這是他第一次來天津。他對天津的唯一印象，是深夜的火車站和學校旁邊的小館子。他沒有來得及多看這座城市一眼。坐在回BJ的火車上，窗外的夜色濃得化不開。他想起夏生拎著行李走出站台的樣子，想起他在學校門口朝他揮手的樣子。他大概會和自己當年一樣，一個人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慢慢長大。
到BJ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春生直接趕去會議室，推門進去的時候，會議已經開始了。他站在後排，手貼在褲縫上。胡一飛正站在台上，拉著臉，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壓得很穩。
「有些人，為了個人的私人利益，說什麼只有一個親弟弟。誰不是只有一個親弟弟？誰不是為了企業利益、為了顧客利益，捨棄了個人利益？」
春生站在那裡，沒有人轉頭看他，但所有人都知道說的是誰。胡一飛的話音剛落，幾個管理者開始發言——沒有點名，但每一句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有人說，忠誠不是掛在嘴上的，是做出來的；有人說，如果每個人都因為家裡有事就請假，部門還怎麼運轉。
春生坐在角落裡，把頭低下去。他想起石巷子那間草房，牆上掛著一幅字，父親寫的：忍。忍字頭上一把刀。他在心裡把那幅字翻了出來，一筆一畫地描——忍字頭上一把刀。忍。他要忍住。
散會了。管理者們魚貫而出，沒有人跟他說話。他坐在椅子上，等所有人都走光了，才站起來。走廊很長，水晶燈的光從高處傾瀉下來，在他腳邊投下一小片影子。
他沒有回宿舍。他走出黃寺瀚海的大門，沿著黃寺大街往南走。此刻BJ的夜風是溫的，吹在臉上有些發黏。他不知道走了多久，拐進了一片安靜的園區——人定湖公園。湖面漆黑，只有遠處路燈的光在水面上碎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銀斑。他在湖邊的長椅上坐下來。
這些年，每次受了委屈，他都會來這裡坐一會兒。地下網吧是躲，這裡是靜。網吧里屏幕閃爍，能讓他暫時忘記那些不愉快的事；人定湖的湖水平靜，能讓他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想清楚。他想起在英雄山，齊梅梅說「骨碟兩指，筷架右側，杯具上方」；在長安瀚海，李天棟在他後背上拍了一巴掌，說「你好好的」；在黃寺，胡一飛在全體管理者會議上沒有點名地說「誰不是只有一個親弟弟」。他想起弟弟拎著編織袋走出站台的樣子，想起母親在電話里說「以工作為重」時的小心翼翼。他想起父親寫的那幅「忍」字，想起自己描了無數遍的那個字——忍字頭上一把刀。這麼多年，他一直以為忍是對的。忍是父親的智慧，忍是石巷子教給他的生存法則。但在這個夜晚，在這片安靜的湖水面前，他第一次問自己：忍了之後呢。
他坐了整整一個晚上。天快亮的時候，湖面上升起一層薄薄的霧氣，把對岸的樹和路燈都模糊了。他站起來，腿有些發麻。他沿著來時的路往回走，走過那些高樓大廈，走過那些亮著燈的窗戶。他忽然想，這麼多單位，這麼多大樓，這麼多窗戶，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受這些委屈。
他給李天棟打了電話。李天棟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正好，汪慧傑一直想要你過去。營銷中心缺人，他從很早以前就知道你對客戶的熱情、你的策劃能力、你的工作能力，一直想把你調過去擔任營銷部的負責人。是胡一飛一直壓著不放，說你很重要，貴賓廳沒有人帶。現在正是時機，我們可以聯合把你調出來。
春生握著話筒，站在人定湖畔的薄霧裡。天快亮了，湖面上升起一層淡淡的銀灰色。他想起很久以前，汪慧傑第一次在集團活動中注意到他，讓他上台唱《梔子花開》，後來一次又一次借調他去做活動主持——那些借調通知，每一次都要經過胡一飛的簽字。胡一飛每一次都簽了，但每一次臉色都更冷。原來他早就想放他走，只是需要一個台階；原來汪慧傑早就想接他過去，只是在等一個時機。現在，時機到了。
他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