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愛國在客廳的單床上坐了一會兒，站起來，又坐下。
「你抓緊上手。」他靠在主臥門框上，四十多歲，頭髮剪得很短，說話帶著天津口音，不快，但每個字都落得很實。「這套房子就是給你過渡的。你上手了，房子歸你，我回天津。」
春生把行李箱放在床尾。雷擊木擱在床頭柜上。他說好。
那是八月初。周愛國每天早上帶春生巡店，從A座走到B座，從大龍廳走到後廚。他不講經營數據，不講規章制度。他講人——馮富才是老闆從租界小洋樓裡帶出來的，傑師傅是老闆在雜技團的師兄弟，面點部那七個做包子的師傅是老狗不理最後的底子。他把鑰匙一把一把交到春生手裡，每交一把，就在手裡停一下。
春生後來才慢慢看懂了這個四十多歲男人的處境。馮富才見了他叫周哥，傑師傅跟他用天津話開玩笑，王麗每次見他都站起來叫周總。會計每餐主動幫他打飯，端到辦公室門口。整個九號大酒樓，從後廚到採購，從面點部到財務室，全是他熟悉的人——森永泰的老班底，跟著老闆從小洋樓一路走到BJ。他在這裡如魚得水。BJ沒有人管他，天津總部隔著一百多公里。生意雖然不好，但已經有了起色，董事長信任他，他和張燕森有幾十年的共同戰鬥經歷。
但他想回天津。
不是因為BJ不好。是因為天津有家。有孩子。有他習慣的早點鋪子和海河邊的晚風。BJ對他來說不是機會，是任務。他把任務完成得盡職盡責，但他沒有一天不想回去。他盼著春生上手，盼著有人能接住這個攤子，盼著老闆說一句「周愛國你可以回來了」。這份期盼里沒有嫉妒，沒有算計，只有一個四十多歲男人最樸素的心愿：把事交到對的人手裡，然後回家。
晚上回到一居室，周愛國看電視，春生整理筆記。兩個人有時候聊幾句。聊的不是工作。山東老家。瀚海的事。春生說了一些，沒全說。周愛國聽著，有時候笑一下。
前廳的員工是一批從甘肅來的孩子。中專畢業，有的初中畢業。年齡都不大，十七八，最多二十出頭。臉蛋紅撲撲的——不是害羞的紅，是西北風沙和乾燥空氣留在皮膚上的印記。其貌不揚，不愛說話，開會的時候坐在最後一排，低著頭，指尖扣著膝頭，連頭頂的燈都不敢多看一眼。你問他們聽懂了沒有，他們點頭。你讓他們複述一遍，說不出一個字。
春生第一次給他們開會，是在B座一個空包間裡。他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們中間——不是站在前面，是坐在中間。
「你們誰是第一次離開家。」
沒人舉手。角落裡一個男孩慢慢把手舉起來。第二個，第三個。全舉了。
春生點了點頭。「我也是。我十六歲離開家。比你們還早。」
空氣動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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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起，每天晚上閉餐之後，包間裡都亮著燈。春生坐在他們中間，講怎麼和客人說話，怎麼記住一桌人的姓氏，怎麼在客人開口之前把他想要的茶端上去。一個女孩問他，客人問這個菜怎麼樣，我該怎麼回。春生說，你就告訴他，這道菜是我們的招牌，我自己也愛吃。女孩說，可是我沒吃過。春生說，明天讓後廚給你做一份。
後廚真的做了。馮富才端著盤子從傳菜口遞出來，沒說話。整個前廳十幾個孩子，一人一筷子，把那一盤菜分著吃了。那是他們第一次吃自己酒樓里的菜。
人心最怕冷，也最容易熱。細碎的善待落下去，沉默的人群里，慢慢有了生氣。
往後的餐前例會，氛圍慢慢鬆了下來。不再是單調的任務複述。大家圍在一起，輪流講服務小事，累了就玩一會兒簡單的遊戲。先超越——每個人報昨天的服務案例，誰的案例最好，大家給他鼓掌。唱歌——不是唱企業之歌，是唱他們自己想唱的歌。有人唱甘肅小調，有人唱流行歌，有人跑了調，所有人都在笑。包間頂燈柔和落下來，壓去了孩子們初來乍到的侷促。蘿蔔蹲——開始孩子們不好意思，紅著臉，手不知道往哪放。春生自己先蹲。白蘿蔔蹲，白蘿蔔蹲完紅蘿蔔蹲。他蹲下去的時候，膝蓋骨響了一下，有個女孩噗嗤笑出來。第二天，那個女孩自己站到了圈子中間。
那些紅撲撲的臉蛋開始笑了。開會的時候有人舉手了。走廊里有人哼歌，哼的是甘肅老家的小調。春生聽不懂詞，但他聽見了旋律。擺骨碟的時候——骨碟兩指，筷架右側，杯具上方——沒有人在旁邊盯著，他們自己就這麼擺了。
馮富才有一天從後廚走出來，站在傳菜口。那些孩子正在做餐前準備，圈子圍成一圈在玩蘿蔔蹲。紅蘿蔔蹲完綠蘿蔔蹲。一個男孩蹲錯了，所有人都在笑，笑得前仰後合。馮富才站了很久。旁邊的人問他看什麼。他沒說話，轉身走回後廚，擦著鍋沿，低聲嘆了一句：難得。
周愛國開始給張燕森打電話。不是匯報經營數據。他說的是別的。他說前廳那群甘肅孩子以前開會都低著頭，現在敢笑了。他說春生開例會的時候不站台上，坐在他們中間。他說連馮富才那個老倔頭都在後廚說了難得。
「這人能把人點著。」周愛國說。
不到一個月，周愛國打了一份申請。他將九號大酒樓的管理工作正式移交給春生。他沒有給自己留後路。他把主臥騰出來，把鑰匙放在客廳的單床上。走的那天，他站在一居室門口，看了一眼那張單床。一個月前臨時買的，床單上還有摺痕。
「房子歸你了。你上手了。」
春生站在門口。周愛國已經走出去幾步，忽然停住了。他的背影頓了一下，然後回過頭來。「我們不一樣。我在這待不住。你是那種能把人點著的人。」他把手揮了一下，像是在趕一輛不存在的計程車，然後轉身走了。天津口音被八月的風捲走了。
奧運會開幕的那個周末，張燕森和高桂勤從天津過來。他們沒有查報表，沒有聽匯報。他們讓春生帶著走了一遍——從A座走到B座，從大龍廳走到面點部，從前廳走到後廚。面點部的七個老師傅手上沾著麵粉，抬起頭朝他點了點頭。王麗把考勤表合上，叫了一聲張總。馮富才站在灶台旁邊，手裡拎著大勺，朝春生點了一下頭。高桂勤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她把目光從師傅們的手上收回來，落在春生身上。
張燕森站在大龍廳的金色屏風前面。盤龍還在，金漆還在。他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看著春生。他說，從今天起，這家店正式交給你。你是總經理。
春生點了點頭。
他一個人站在大龍廳里。金色光線從四面八方折回來，把他的臉映成金色。窗外是八月的北京。奧運會的焰火在遠處炸開，悶悶的，一下一下。整個城市都在歡呼。
他把手貼在褲縫上，頓了半秒，緩緩鬆開。
遠處奧運焰火一次次炸開，滿城喧囂盛大。唯有掌心那截雷擊木的粗糲，安穩如舊，不曾被盛世煙火沖淡半分。前路開闊，他還有無數人心燈火，等著慢慢點亮。